现在想来，我对阿梁的依恋，或许有一部分是源于这种沉默的家庭。他也是沉默的，但他的沉默和父亲的不同。父亲的沉默是压抑的、充满怨气的，像一块密不透风的铅块；而阿梁的沉默，则带着一种野性而不驯的意味，像暴雨来临前宁静的荒野。在他的沉默里，我奇异地感到被理解的安宁。我们不需要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足以交换彼此内心深处的秘密。那是极度危险的共鸣，在那个保守而封闭的小镇上，足以将我们两人都推向深渊。
离开小镇后，我曾试着打听过他的消息，通过一些还在镇上生活的老同学。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在吉隆坡开货车时出了意外，死了。有人说他跟一个女人跑去了印尼，再也没回来。还有人说他因为欠了赌债，被人砍断了手脚，扔进了巴生港。每一个传闻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仿佛他的人生注定要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收场。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或者说，我每一个都不愿意相信。在我心里，他应该还活着，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城市，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或许他已经结婚生子，变成一个臃肿、油腻的中年男人，早已忘记了那个曾经在河边和他分享同一支香烟的瘦弱少年。这样想，心里会好过一点，但又会感到更深的失落。
我拉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铁盒子，装着一些从小镇带出来的早已没用的旧物。一张中学时期的成绩单，一枚生了锈的校徽，还有一本硬壳笔记本。我翻开笔记本，里面是我当年胡乱写下的一些诗句和日记，字迹幼稚而扭曲。翻到最后一页，我看到一行被钢笔用力划过的字：
“河对岸的灯塔。”
我愣住了。这是什么？是一个地名？还是某种暗号？我完全没有印象。但这确实是我的笔迹。我盯着那行字，试图在脑海里搜寻相关的记忆碎片。河对岸……我们小镇的河对岸，除了橡胶林和一片乱葬岗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什么灯塔。是阿梁对我说的吗？还是我自己写下的幻想？记忆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填补。那行字像一个来自过去的谜语，嘲笑着我此刻的徒劳。
也许这才是最残忍的真相。我所执着不放的过去，早已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我所以为的刻骨铭心，或许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阿梁的存在可能真的像那张毕业合照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他或许从未像我想象中那样重要过，他只是我青春期病态的孤独投射出的一个影子。我把所有的渴望、所有的叛逆、所有对现实的不满，都寄托在了这个影子的身上。而当影子消失后，我便成了一个没有寄托的游魂。
我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铁盒，重新关上抽屉。那股盘旋在房间里的气味似乎也随着这个动作变淡了一些。或许我该接受，过去已经死了，无论我如何招魂它都不会再回来。我应该像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人一样，学会遗忘，学会麻木，学会在这些由钢筋水泥构成的丛林里，做一个合格的、没有过去的幸存者。
电话在这时响了起来，是我的上司，提醒我明早九点的会议材料必须发给他。我应付了几句，挂掉电话，重新坐回电脑前。报告里的那些数字和图表此刻看起来不再那么面目可憎。它们是清晰的，是实在的，是可以用逻辑和理性去分析和掌控的。这让我感到安全。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敲击键盘，手指在键盘上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仿佛要把整个灵魂都倾注进去。
窗外，天边开始泛起一丝微弱的鱼肚白。又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我没有再想起阿梁，也没有再想起那条河。我只是在工作，专注而机械，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我想这大概就是成长吧。成长就是学会如何杀死一部分的自己，然后用剩下的部分若无其事地继续活下去。只是在某个无人知晓的深夜，当我从疲惫的梦中醒来，我依然会下意识地去寻找那股早已消失在风中的气味，混杂着汗水、泥土和少年身体的独一无二的气味。
我不知道自己写了多久，直到颈椎传来一阵尖锐的酸痛，我才停下来。天已经大亮，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上投下几道狭长的光斑。报告完成了，我把它发给了上司，然后关掉了电脑。房间里恢复了寂静，只有冰箱偶尔发出低沉的制冷声。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仿佛一夜之间，我把过去几十年的记忆又重新活了一遍，然后亲手将它们埋葬。
我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冰冷的液体流过喉咙，让混沌的大脑清醒了一些。我走到窗边，拉开百叶窗。清晨的城市展现出它另一副面孔，街道上开始有车辆和行人，清洁工在清扫昨夜留下的垃圾，远处工地的塔吊也开始缓缓转动。一切都充满了秩序感，一种按部就班的秩序。我的小镇没有这种秩序，那里的一切都是混乱的、野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