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自然是紧张的。或许是出于对上一次失去的补偿心理，或许是真的意识到了为人父的责任，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坚持要他的母亲从昭市过来照顾我。理由是充分的：我孕期反应严重，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怕有突发状况；更重要的是，他听人说孕妇踮脚晾衣服很危险，而我们家阳台的晾衣架恰恰需要仰头伸手垫脚才能晾上去。
这个提议本身，像一剂成分复杂的药。一方面，我确实需要帮助。孕早期的我，被剧烈的妊娠反应折磨得身心俱疲，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去医院打一针昂贵的保胎针，□□的针剂让臀部肌肉硬结疼痛。每天还要吞服一大把各种颜色的药片，保胎的、补充维生素的、缓解孕吐的……我的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成了一个需要精密维护却不断故障的容器。有个人在身边，哪怕只是帮忙做顿饭、晾下衣服，在生理上无疑是雪中送炭。
但另一方面，我的内心深处，响起一阵细微而尖锐的警报。与婆婆共同生活的记忆，大多与那个狼狈不堪的婚礼缠绕在一起，带着冰冷礼账、下午场苍蝇和门口小马扎的寒意。我们之间，横亘着一条由无数细小失望和刻意忽视堆积而成的鸿沟。
然而，我还是说服了自己。我用那套沿用多年、几乎已成为本能反应的“吃亏是福”哲学，强行压制了所有的不安与芥蒂。我告诉自己，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要向前看。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表面和谐，我必须努力扮演好一个“好儿媳”的角色。
在她到来之前，我确实在努力。过年过节，我会主动提醒先生准备礼物，挑选寄回昭市。红包也从未落下，甚至生日和年节，我觉得由先生一人代表我们小家发送显得不够“隆重”和“有心”，还会要求我们两个人各自发一份。我天真地以为，这种经济上的“大方”和形式上的“周到”，可以弥合情感的裂痕，可以让她，也让这个家庭，真正接纳我。我对自己说，没必要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吃亏是福。
婆婆来了。最初的相处，维持在一种客气而疏离的平静中。我的孕吐来得排山倒海，对任何食物都提不起兴趣，嗅觉变得异常敏锐，油烟味、米饭味，甚至某些洗发水的味道，都能引发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因此，除了每天帮忙晾晒一下洗净的衣物，实际上并无太多需要她劳烦的事情。她很快清闲下来，许是不习惯城市的枯燥，也可能是觉得无所事事，便在附近的一家超市找了一份临时工，打发时间。
有一段时间，持续的药物控制和身体适应后，我竟然对食物生出一点微弱的渴望。不知怎的，突然极其想吃炒粉。那种街边小摊用猛火快炒出来，带着镬气和酱油香的炒粉，成了我贫瘠味蕾上唯一的念想。先生得知后，很是高兴，立刻嘱咐婆婆每天给我做炒粉。
希望的泡沫，总是轻易破裂。
当第一盘婆婆版的“炒粉”端到我面前时，我几乎认不出它。几根米粉，搭配着几片生菜叶子。它更像是一盘被开水烫过、然后草草拌了一下的凉菜，而不是一盘炒粉。
我忍着不适，勉强吃了下去。心想，或许今天是匆忙，明天会好些。
然而，明天，后天，大后天……接下来的大半个月，每一天，我的午餐和晚餐，都是这两片生菜叶子加一点寡淡的米粉。它们以极其稳定的品相和分量，准时出现在我的餐桌上，像一道无法摆脱的诅咒。
我的身体在极度渴望营养，而我所得到的，却是如此单一且缺乏热量的食物。我开始感到头晕、乏力，孕吐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因为身体的虚弱而加剧。我看着那两片象征性的生菜，它们绿得刺眼，像在无声地嘲笑着我的期待和脆弱。
我终于无法再忍受，在一次吃饭时，用尽可能委婉的语气对婆婆说：“妈，老是吃生菜叶子有点腻了，下次能不能换个别的蔬菜？比如小白菜，或者油麦菜都行。”
她正在收拾厨房，头也没抬，回了一句，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今天天气很好：“超市只卖生菜。”
“超市只卖生菜。”
这句话像一块冰，砸在我的心上。起初，我是不解的，甚至是困惑的。超市怎么可能只卖生菜？我几乎每天都能在小区门口的菜店里看到琳琅满目的蔬菜。这种明显违背常识的回答，让我愣住了。
这样委婉地提了几次，得到的都是类似“超市没什么别的菜”、“生菜便宜”或依旧那句“只卖生菜”的回应后，我那被孕吐折磨得迟钝的大脑，终于划过一道闪电，明白了这明晃晃的暗示。
因为我们还没给她生活费。
她不是在陈述事实，她是在用这种近乎刻薄的方式，提醒我们，该给钱了。那一片片毫无油水的生菜叶子，不是食材，是无声的账单，是冰冷的催款单。
一种巨大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