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无法回避的家人，这场在昭市举办的婚礼，我几乎切断了与自身社会关系的所有连接。我像一只准备悄悄完成蜕壳的螃蟹，只想躲在无人看见的岩石缝隙里，完成这个或许并不光彩，却不得不进行的过程。
我只告诉了几个学校时就在一起的闺蜜。在她们面前，我无需伪装，因为我的底细她们一清二楚，包括我那段长达八年的恋爱长跑，以及其间所有的甜蜜与纠结。即便如此，我也严格限制了“现场观摩”的人数。除了在长沙的张宝宝，我坚决地、甚至近乎粗暴地阻止了其他姐妹想要前来助阵的提议。
理由藏在心底，像一块不愿示人的伤疤：我怕丢人。
是的，丢人。这个词如此直白，甚至有些粗鄙，却精准地概括了我当时全部的心境。我无法想象，当我那些在大城市打拼、见多识广的同事和普通朋友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带着陈旧气息的小城；无法想象他们看到那个并非由我选择、只是因“打折”而定的老牌酒店；无法想象他们得知婚礼仪式被安排在象征着“二婚”的下午两点钟；更无法想象，他们满心祝福，千里迢迢，来参与一场处处透着“将就”和“廉价”气息的庆典。我苦心经营多年的、那个独立、体面、甚至带着些许清高的职场形象，无法承受这样一场婚礼的检验。我害怕从他们眼中看到哪怕一丝丝的惊讶、怜悯，或者更糟的，是看穿一切后的沉默与尴尬。
可是，我又怕身后空无一人。
这种恐惧，与“怕丢人”同样强烈，甚至更为深刻。那是一种源于灵魂深处的、对绝对孤立的战栗。如果连一个属于自己的朋友都没有，如果婚礼现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除了因血缘和责任而来的家人，再没有一个纯粹是因“我”而来、为“祝福我”而来的人，那么，我和舞台上那个穿着华服、任人摆布的木偶，又有什么分别？我需要一个见证者，一个不仅仅见证这场仪式，更见证我“本人”存在于这个场景中的活生生的坐标。我需要一个眼神的交流，能让我在感到窒息时，捕捉到一丝理解与支撑。
在这种极度的矛盾与拉扯中，张宝宝和她的老公，成为了的心灵依靠。他们不仅仅是被邀请的宾客，更是我被放逐到这片“婚礼孤岛”上时，唯一被允许靠近的援军。
感谢他们，以超越友谊的义气，回应了我这份沉重而复杂的求助。他们从大沙出发，开车跨越了千山万水，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当他们的车停在酒店门口，当我看到宝宝那张熟悉的、带着关切和旅途疲惫的脸时，鼻腔猛地一酸，几乎要落下泪来。那是一种在茫茫荒原上，终于看到自己人旗帜的激动与委屈。他们来了，我身后，不是一片彻底的虚空了。
然而，现实的粗糙，立刻磨碎了这片刻的温情。
我们一同前往预订好的酒店房间——那间明天我将由此“出嫁”的婚房。推开房门，一股混杂着灰尘和消毒水味道的空气涌出。房间显然还没有经过彻底的打扫，桌椅蒙着薄灰，卫生间的痕迹也未清理，最刺眼的是那张婚床——白色的床单上留着不明所以的褶皱，显然，上一任客人离去后，它还未被更换。
我们叫来了酒店保洁。那位中年阿姨带着一种见怪不怪的漠然，检查了一下床单储备，然后用一种近乎随意的口吻宣布：“没有红床单了哦。红床单上一对新人用完，拿去洗了，还没干。现在只有白色的床单。”
“白色的床单？”
这句话像一颗冷水，浇在了我们所有人的头上。在我的老家，乃至在大部分中国的婚嫁习俗里，新娘出嫁的婚床，必须铺盖红色的床单被褥，象征着喜庆、吉祥，开启红红火火的新生活。躺在白床单上出嫁？那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大忌，透着一种不祥的萧索。
我的家人们顿时慌了神。她们围着我，语气焦急：“暖暖，这不行，绝对不行！坐在白床单上出嫁不吉利的！”“你快，快去找个商店，买个红色的床单来！”
“可是我对这里也不熟啊，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床单卖！”这句话在我心里疯狂地呐喊。那一刻，连日来所有积压的委屈、不甘、愤怒和孤立无援的感觉，像火山岩浆一样在我胸腔里翻腾、奔涌，寻找着出口。为什么？为什么从酒店到时间，从准备到细节，所有的问题，最终都需要我这个新娘，在婚礼前夜，像个救火队员一样，独自去面对，去解决？他们甚至没有提前跟酒店确认好一床干净的红色床单！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确保婚礼顺利进行的准备工作吗？
可我连崩溃的时间都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把几乎要夺眶而出的泪水狠狠逼了回去，用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说：“好，我去买。”
转身，一个人走出了酒店。夜幕已经完全降临，昭市的这条街道，不算繁华，此刻更显冷清。路边的店铺大多已经关门，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