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暖，我这边听人说，他们家那边……好像什么都没准备呢。你这过去，怎么办啊？”
听人说。这三个字像针一样，轻轻刺了我一下。消息传得真快，或者说，对方家庭的“无为而治”，已经成为了亲戚圈里心照不宣的谈资。我握着电话，指尖微微发凉，胸腔里那股熟悉的、混合着屈辱和无力感的暗流又开始涌动。但我不能露怯，尤其不能在关心我的亲人面前。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听起来云淡风轻，甚至带着一点不合时宜的洒脱：“姑姑，没事的。能怎么办呢？过去以后大家一起准备吧，人多力量大，总能一起把事情做好的。”
这话与其说是安慰她，不如说是麻痹自己。“一起准备”，多么动听的词汇，它描绘了一幅和谐、共同努力的画面。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轻飘飘的四个字背后，是我对已知荒诞的最后一点体面遮掩。提前五个月告知的婚期，换来的却是婚礼前五天，对方家庭依旧“一无所有”的状态。这种“空城计”，需要何等的“定力”与“智慧”才能唱得下去？
这种“空”，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空。它不主动拒绝，却用巨大的虚无吞噬你所有的期待和规划。它把本应由两个家庭共同承担的责任，像丢一个烫手山芋般，完整地抛还给了我们这对准新人，更准确地说，是抛给了我。
第二天，我们踏上了前往昭市的旅程。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我的心却像系着铅块，不断下坠。抵达那个即将成为我“婆家”的地方，第一个下马威，来自物理层面，直接、粗暴，且令人无处遁形。
昭市的盛夏，气温高达四十度。空气黏稠得如同化不开的糖浆，呼吸都带着灼热的痛感。我们被安置在他们家的一个房间里。推开门的瞬间，一股热浪混杂着陈旧家具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感觉不像进入一个房间，更像是误入了一个密封已久的蒸笼。
而在这个“蒸笼”的正中央，静静地摆放着一台电风扇。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如此具有象征意味的电器：它的扇叶，竟然是平的。接通电源，电机发出沉闷而吃力的嗡嗡声，那几片平坦的塑料叶片徒劳地旋转着，却无法搅动起一丝一毫有效的凉风。它空转着，像一个拙劣的隐喻，象征着这个家庭对我到来的所有“表示”——形式到了，但内容空空如也，毫无用处。
我站在房间中央，汗水瞬间浸湿了后背。那台吹不出风的电风扇，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我所有的坚持和妥协。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欢迎，在一个四十度的蒸笼里，用一台无效的风扇，具象化了我此刻全部的感受：闷热，窒息，以及一种近乎荒谬的失望。
先生并非毫无作为。他带了两个朋友过来帮忙，看得出，大家都想尽力把场面撑起来。他们忙前忙后，打扫卫生，搬运东西，这份情谊，我心存感激。他和朋友还特意去买了婚礼用的红色挂饰——喜庆的“囍”字、拉花、灯笼等等。他拿着那些东西，有些邀功似的对我说：“看，我们买的是最贵的。”
他脸上带着疲惫，却努力想让我开心的神情。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拧了一下，酸涩难言。我本该说“辛苦了，很好看”，这句简单的话在舌尖滚了又滚，却无论如何也吐不出口。这前前后后堆积如山的委屈，像一堵厚厚的冰墙，冻结了我所有示好的能力。
最终，一句带着明显置气意味的话，不受控制地溜了出来：“买这么贵的何必呢？还不如买便宜的。”
我是真的这么想的。在经历了酒店自费、下午场“二婚”的屈辱之后，我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布置的每一个“囍”字，挂上的每一串拉花，消耗的都不是男方家庭的财力，而是我们两个人，特别是依靠我微薄积蓄所支撑起来的共同账户里的钱。看着那鲜艳的红色，我感受不到丝毫喜悦，只觉得那像是一张张正在燃烧的钞票，灼烧着我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何必呢？何必在他们家，用我们自己的钱，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其乐融融的繁荣景象？
这句话，像一根导火索，终于引爆了积压半年的火药库。
争吵是如何开始的，细节已经模糊。只记得情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冲垮了所有理智的堤坝。我控诉他所家庭的冷漠与失职，控诉我所遭遇的轻视与不公，控诉我像个傻瓜一样自掏腰包把自己送上门，还要强颜欢笑。泪水混合着汗水，狼狈不堪。
他起初试图解释，但在我排山倒海的委屈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也累了，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终，他的情绪也彻底爆发了。他说出了那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我累了！我真的累了！我就想死了以后埋在昭市的田里，哪儿也不去了！”
“我想死了就埋在昭市的田里！”
这句话，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割开了我们之间最深层的东西。它透露出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一种对现实的投降，一种几乎想要退回生命起点的、封闭的乡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