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叫苏鑫海，大伯叫苏鑫飞，家里还有两个姑妈，加上一个我从未谋面的、奶奶最挂心的姑妈，爷爷奶奶一共养了五个孩子。那个没见过的姑妈，奶奶提起时，声音总会软下来，带着化不开的疼——“那是最听话的一个，嘴甜，手也巧”，可命薄，二十出头就被癌症缠上，走的时候，还留下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叫他小公鸡哥哥，只在奶奶泛黄的旧照片里，见过那个眉眼像极了姑妈的小男孩。
爷爷叫苏安学，听家里人说，曾祖父是个小地主，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把日子过得体面。在那个饭都吃不饱、重男轻女到骨子里的年代，爷爷的兄弟姐妹，竟都念到了初中。所以爷爷身上总带着股不一样的气质，说话慢悠悠的，连咳嗽都透着几分斯文。我总觉得，爷爷该是个“体面人”，可命运偏开了个玩笑，让他生了两个“不体面”的儿子——爸爸和大伯，都是出了名的懒。
奶奶叫苏凤琴，是江边渔村的姑娘。她总跟我说，小时候的江里，鱼多得能撞着船底，哪怕日子苦，肚子却从没空过。她和爷爷是同姓，连生日都一模一样，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缘分。奶奶常笑着说“这是老天爷把你爷爷绑给我了”，可笑着笑着，眼里就会泛起水光——她以为的天定良缘，后来却要陪着两个儿子，在生活里摔得满身泥。
爸爸从小就格外爱面子。在那个吃顿饱饭都要算计的年代，奶奶熬夜给他缝了条黑色粗布裤子，布是最便宜的，针脚也有些歪歪扭扭，可奶奶说“这样厚实，冬天穿不冷”。她把裤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爸爸枕头边，以为儿子会欢喜，结果爸爸一看那粗糙的布料，脸就沉了，趁奶奶不注意，偷偷塞到了床底。奶奶找了好几天，最后在床底的灰尘里翻出来时，手里攥着裤子，笑出了眼泪，又悄悄抹掉——她知道儿子嫌丑，却没说什么，只是把裤子洗干净，收进了木箱最底层，后来我长大，才在那个箱子里，看见那条裤腿都泛白的裤子，上面还留着奶奶没拆完的线头。
爸爸小时候也调皮，三年级读了两次，老师都跟爷爷说“这孩子心野，坐不住”。可上了初中，他倒突然稳了些，成绩竟慢慢好了起来，尤其是数学，还拿过全县竞赛第一。只是他偏科得厉害，语文差得一塌糊涂，作文永远只有十几分，像是老天故意给他的才华，划了一道鸿沟。那时他的总成绩，不上不下，却也让爷爷奶奶盼着，或许能让他多念点书，将来能有个出路。
可出路没等来，家里的钱先断了。爸爸读到初二，就背着个旧帆布包，揣着爷爷奶奶东拼西凑的几十块钱，去了重庆当兵。他走的那天，奶奶偷偷在他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爷爷拍着他的肩说“到了部队，好好干”，爸爸点头，眼里亮得像有光，他是真的满怀希望，想去远方，找一份属于自己的价值。
在部队里，他确实很努力，训练总是最积极的，领导喜欢他的机灵，战友也服他的义气，没多久就当上了班长。后来我听爸爸说，那几年的军旅生涯，是他这辈子最痛快的日子——一起摸爬滚打，一起偷偷在被窝里分享一块糖，一起对着月亮想家。所以哪怕后来退伍了，他和老战友也总写信、聚会，上海、重庆，那些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城市，都留过他的脚印。我总想起那句话：“一日为兵，一生为旅”，他们之间的情意，干净又真挚，像山涧的泉水，没被生活的泥沙染过。
只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爸爸退伍时，在重庆见了人生最后一场雪，雪落在他的军装上，像撒了把盐。他以为那是新生活的开始，却不知道，后面的路，早已布满了坑洼。
回云南后，他进了一家石油公司，成了拿固定工资的职工。我想象过他那时的样子——穿着笔挺的制服，胸前别着工作证，走在路上都带着风，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模样。可好日子没撑多久，家里人总念叨“你在那位置上，该给家里谋点福利”，话还没落地，国家就开始整改，公司领导因贪污被抓，整个石油公司像座大厦般轰然倒塌，爸爸成了失业大军里的一员。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失业，手里攥着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站在空荡荡的公司门口，茫然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后来他又找了份银行小职员的工作，以为这次能安稳些，可没两年，那家银行也破产了。第二次失业时，爸爸没再像第一次那样慌，只是沉默了好多天，酒喝得更凶了。
差不多也是那时候，大伯苏鑫飞回了老家。大伯年轻时，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爱蹲在田埂上研究虫子，连哪种草能治蚊虫叮咬都知道；成绩也好，作文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念。可命运偏要在他最有希望的时候，给了他最狠的一击：高考时，他差三分，就差三分，没考上大学。
那个年代，三分，就是天与地的距离。
大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爷爷劝他去考教资，那时的教资好考，以他的成绩，随便考考就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