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也才五岁，在小县城边缘的乡下，学前班的孩子要住校。小小的身子扛着大大的书包，里面塞着换洗衣物，还有妈妈梳了半宿才编好的辫子——她总说“女孩子要体面”，那辫子要能撑过一整个星期，可一整晚和被子枕头的纠缠，第二天醒来，碎发就会从辫子里钻出来，像爆裂开的爆米花，炸得我额前、耳后全是，我踮着脚够到洗漱台的镜子，指尖笨拙地拢，却越拢越乱，最后只能任由它们翘着，像只慌张的小兽。
宿舍里的方雨是我从小认识的伙伴，我们踩着上下床的梯子爬下来，光着脚在水泥地上跑，忘了要叠被子，忘了洗漱台的冷水会冰得指尖发麻，更忘了老师说过早上要去教室集合。那时的记忆像被水泡过的糖纸，模糊里只剩阳光的味道，直到大叶老师来。
他是个矮矮的小老头，袖口总沾着粉笔灰，笑起来眼角的皱纹会堆成小山，我们都爱叫他“大叶老师”，觉得他像村口那棵老樟树，温吞又可靠。他牵着我的手往教室走，掌心的老茧蹭得我手背发痒，走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他停下来，指着旁边空着的椅子说：“苏栀，以后就和张友爱坐这儿。”
我后来总在想，那一刻是不是命运的蛛丝突然缠上了我的手腕，细细的，却勒得人喘不过气。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迷信“命”这个字，信到骨子里，觉得从被安排成同桌的那天起，我就掉进了一张早织好的网，挣不脱，也逃不掉。就像山上那些长得最艳丽的菌子，伞盖红得像血，菌柄白得像玉，大人总说“越好看越毒”，可对那时的我来说，那抹艳色太诱人了，诱得我一步步往前走，忘了身后的警告。
张友爱先开口的，声音软软的，像刚融化的棉花糖：“你叫什么呀？”
“苏栀。”我攥着书包带，有点紧张。
她笑了，露出一排白森森的牙齿，眼睛弯成了月牙：“我叫张友爱，很高兴和你做朋友。”
我也笑了，心里甜滋滋的。那时候我只有两个朋友，邻村的顾二哥，还有宿舍的方雨姐，张友爱是第三个。我觉得交朋友就该掏心掏肺，就像妈妈说的“待人要诚”，所以当她从书包里摸出一块巧克力，粉红色的锡纸在阳光下闪着光，说“这是见面礼”时，我慌了——我什么都没准备。
我急急忙忙地翻书包，课本、橡皮、妈妈塞的手帕……最后摸到那个亮晶晶的发夹。那是妈妈前几天赶集给我买的，水蓝色的塑料花瓣，中间嵌着一颗小小的玻璃珠，我每天都揣在书包里，舍不得戴。我把发夹递过去，指尖都在发烫：“这个给你，我最喜欢的。”
她眼睛亮了，立刻摘下发圈，把发夹别在自己的羊角辫上，转过来给我看：“好看吗？”
“好看。”我用力点头，看着她头发上的水蓝色花瓣，觉得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她把巧克力塞到我手里，我拆开粉红色的锡纸，一股甜腻的香气飘出来，咬下一口，巧克力在舌尖化开，甜得发齁，像是要把往后所有的苦都提前盖过去。
可现在再想，那时的我多傻啊，像极了童话里的白雪公主，对着递来毒苹果的王后，毫无防备地张开了嘴。只是白雪公主有王子救，我没有。那个盛夏，当我咽下最后一口巧克力时，某种东西就已经死了，像扑向火焰的飞蛾，连挣扎都没有，最后只剩一摊冰冷的灰烬，被风一吹，就散了，连痕迹都留不下。
第一个星期就在蝉鸣与粉笔灰的气息里轻飘飘过去了，我们这群刚踏入校园的孩子，对新的课堂、陌生的同学都带着新鲜的满意。周五放学的铃声一响，我就朝着校门口那抹亮眼的红跑去——是爸爸的红色摩托车，他总是把车擦得锃亮，像团燃烧的火。
那天他穿了件熨得平整的白衬衣，袖口挽到小臂，黑色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周围同学的目光都黏在他身上，有人小声说“你爸爸好帅啊”，我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欢喜得像揣了颗糖。从那以后，上学放学的路，永远有爸爸的摩托车载着我，风掠过耳边时，我总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小孩。
妈妈从没来接过我，她不会骑车，连自行车都摆弄不明白。她也不识字，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所以每次开家长会，我都找尽借口不让她去——我怕同学看见她洗得发白、袖口磨破的蓝布衫，怕她被老师问起话时，只会局促地搓着手说“俺不懂”，更怕别人知道，我的妈妈连一张请假条都不会写。那时的我，把“丢人”两个字刻在心里，觉得妈妈的每一处都不合时宜，却忘了，她是把家里最好的，都留给我的人。
后来才懂，那句“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不是训诫，是人心底最本真的温度。可那时的我，却把这份温度踩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