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阿卡姆后的日子，对埃莉诺·哈特而言，并非解脱，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物理上，她回到了自己那间狭小却熟悉的出租公寓，回到了学校课堂，试图重新捡起那份被中断的，平凡的学生生活。但心理上，她从未真正离开过那间阴暗潮湿的囚室，从未挣脱那副无形的、由负罪感和恐惧铸成的镣铐。

    哥谭的天空似乎总是灰蒙蒙的，如同她此刻的心境。她尝试着回归“正常”——按时上课，在咖啡馆打工，与同学进行浅薄的交谈。但她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幽灵。课堂上教授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模糊，她的笔记上常常无意识地写满杂乱无章的线条，有时甚至会突然出现一个歪歪扭扭的“J”字。在咖啡馆为客人点单时，她会突然愣神，仿佛看到某人手腕上有着类似的伤疤，或者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阿卡姆的消毒水气味，胃里便是一阵翻江倒海。

    夜晚才是真正的折磨。

    噩梦夜复一夜地造访，内容大同小异，却每一次都无比真实，让她在尖叫或窒息中惊醒。有时，她梦见杰森在她离开后，因无人处理伤口而感染致死，尸体在角落里腐烂，那双蓝色的眼睛空洞地瞪着天花板，仿佛在无声地谴责她的背叛。有时，她梦见小丑发现了她的秘密，带着那咧到耳根的笑容，一步步向她逼近，而她却动弹不得。更多的时候，是梦见最后一次见面，杰森那双从难以置信的希望彻底变为死寂绝望的眼睛，以及他剧烈颤抖着、拒绝她触碰的背影。

    “对不起……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她的誓言在梦中反复回荡，变成小丑尖锐的嘲笑，变成杰森痛苦的呜咽，变成她对自己无能的、最深刻的讽刺。她常常浑身冷汗地坐起，在黑暗中剧烈喘息，泪水湿透枕巾，负罪感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得她胸口生疼。

    她疯狂地搜索一切关于阿卡姆的新闻。那次暴动登上了报纸，但报道语焉不详，只说是“一次成功的镇压”，提及了少数伤亡和逃脱者名单（名单很短，且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名字），对于深层原因和具体细节一概模糊处理。没有任何关于一个被秘密囚禁的年轻人的报道，没有任何关于小丑特别“玩具”的消息。

    杰森·陶德这个名字，仿佛从未存在过。

    这种彻底的、被抹消的寂静，比任何坏消息都更让她恐惧。他到底怎么样了？是死是活？如果还活着，他是否还在承受折磨？如果……如果在那场暴动中发生了最坏的事情，那她最后一次探望，她那苍白的道歉和未能实现的承诺，就成了他在这世上最后的、冰冷的记忆。

    这种想法几乎让她崩溃。

    她试图做点什么。她匿名向哥谭警局和几家报社寄去了信，含糊地提及阿卡姆可能存在未经登记的囚犯和虐待行为。但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她甚至鼓起勇气，再次走到阿卡姆那座巨大阴森的建筑外，远远地望着那扇她再也无法进入的大门，感到一阵阵生理性的反胃和眩晕，警卫似乎换了一批，更加森严。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靠近了。

    莫里斯的脸有时也会在她噩梦中出现，带着那不怀好意的笑容。她害怕在街上遇到他，这种恐惧让她在经过任何穿着类似制服的人时都会下意识地低头加快脚步。

    她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双重煎熬。一方面，她被迫扮演一个努力维持正常的女学生，另一方面，她的内心每时每刻都在为那个被遗弃在地狱里的男人而煎熬，她吃得很少，迅速消瘦下去，眼下的乌青如同永久的烙印，朋友关心地询问，她只能勉强笑笑，用“学业压力大”或者“没睡好”来搪塞。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她内心正在经历的地震。

    那本过期的报纸摘要册和那张画着模糊轮廓的草稿纸，被她藏在抽屉最深处，像一碰就会流血的伤口，她不敢再看，却又舍不得丢弃。那是杰森存在过的唯一证明，也是她罪责的证物。

    有时，她会恍惚地想，如果当初她没有接受那份工作，如果没有走进那条走廊，如果没有心生怜悯……她是否会轻松一些？但很快，她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即使重来一次，她知道她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只是那选择的后果，远比她想象中更加沉重，沉重到她几乎无法背负。

    她被困在了过去。阿卡姆的阴影如同附骨之疽，彻底改变了她。那个曾经只是为学费和生活担忧的普通女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秘密、恐惧和无尽负罪感掏空了灵魂的躯壳。

    哥谭依旧在运转，喧嚣而冷漠。没有人知道一个女孩的内心世界已经崩塌成了废墟，废墟之下，掩埋着一个未能完成的承诺和一个她甚至无法确认是否还活着的人。她活着，呼吸着，却仿佛已经和那个名叫杰森·陶德的男人一起，被永远地囚禁在了阿卡姆那座巨大的，沉默的墓碑之中。她的刑期，或许是很久…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