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迅速抹了一把脸，深吸几口气，试图压下所有翻涌的情绪。不能哭，不能示弱，尤其不能在江屿面前。他那句“别总是自己吓自己”像一根冰刺，扎在心上，冻结了所有试图倾诉的冲动。
他擦着头发走出来，发梢滴着水，身上带着沐浴露的清新气味，盖过了之前的酒气和香水味。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径直走向厨房倒了杯水。
喉咙干得发紧，我张了张嘴，想问他吃没吃饭，胃难不难受——那些深入骨髓的习惯，一时半刻改不掉。
但他先开了口，声音隔着一段距离，有些模糊：“下周我要跟林薇去上海参加个音乐节，大概三天。”
又是林薇。又是工作。
那股刚压下去的酸涩猛地冲上鼻腔。我低下头，盯着地毯上的一处纹路，嗯了一声。
“你……”他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顿了顿，“…早点休息。记得吃药。”
脚步声走向卧室。
我没有动。依旧蜷在沙发上，听着卧室门被轻轻合上的声音。
咔哒。
像是一个清晰的界限。
这一夜，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回卧室。身下的皮质沙发柔软，却透着一股无法驱散的凉意，一点点渗进我的骨头缝里。那股熟悉的、深藏的酸痛在寂静的夜里变得格外清晰，伴随着每一次心跳，隐隐作祟。
我知道，那不是错觉，也不是压力。
那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在我身体里，缓慢地、无情地生长。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卧室门紧闭着，江屿还没醒。我悄无声息地洗漱，换好衣服，拿起那个装着住院单的文件袋，出了门。
清晨的医院，人已经不少。消毒水的味道似乎比昨天更浓烈。我办理了住院手续，护士领我到一间双人病房。另一张床空着，白得刺眼。
“先休息一下。主治医生查房后会过来看你。骨髓穿刺安排在下午。”护士语气平淡，熟练地交代着事项，仿佛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入院。
我坐在床边，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粗糙的床单。心里一片麻木的空白。
查房时间，主治医生带着几个实习生进来。就是昨天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医生。他看了看我的状态，翻了翻新出来的几张化验单，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下午的骨穿，不要紧张。局部麻醉，不会太疼。”他公事公办地说，“主要是为了明确诊断和分型，后续治疗方案都靠这个决定。”
我点了点头，喉咙发紧，问不出任何问题。
等待穿刺的几个小时，漫长得像几个世纪。同病房的另一个病人被家人簇拥着住进来了，是个乐观的大叔，不停地跟家人说笑，对比得我这边更加冷清。
手机安安静静。江屿没有发来任何消息。
他大概还在睡，或者已经忙着准备去上海的行程了。
下午两点，护工推着轮椅来接我。我愣了一下：“我能自己走。”
“规定。”护工面无表情。
我坐上轮椅，被他推着，穿过长长的走廊，进入电梯，又穿过另一条走廊。周围的景象在眼前晃动，像一场模糊不清的梦。
穿刺室很冷，比病房和走廊都要冷。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冰冷的金属和消毒剂混合的气味。
我按照指令，侧躺在窄硬的检查床上，蜷缩起来，露出后腰的髂骨位置。
冰凉的消毒液涂抹上来，激得我浑身一颤。
“放松。”医生的声音隔着口罩传来，闷闷的。
怎么可能放松。每一块肌肉都绷得像石头。
我感觉到局部麻醉针刺入的细微刺痛，随后那一小片皮肤变得麻木，失去知觉。
然后，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令人心悸的压力和钝痛。虽然不尖锐，却深不见底，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强行凿开我的骨骼，钻进最核心的髓质。
咯吱。
我的指甲死死掐进掌心，屏住呼吸，额头上瞬间冒出一层冷汗。那种感觉并非剧烈的疼痛，而是一种蛮横的、冰冷的入侵感，带着一种生命被窥探、被剥夺的恐怖
时间仿佛凝固了。
不知过了多久，那深入骨髓的压迫感终于消失。
“好了。”医生说。
我瘫软在检查床上，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后腰那片麻木的区域开始泛起隐隐的胀痛。
护工帮我按压着穿刺点止血，然后再次用轮椅把我推回病房。
每一下轮椅的颠簸，都清晰地传递到那个刚刚被凿开过的点，引发一阵闷痛。
回到病房，护士过来交代：“平躺六小时，不能翻身，不能坐起来，防止出血和脑脊液外漏。有哪里不舒服按铃。”
我僵硬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单调的白色。麻药效果渐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