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来得很准时。每天收工是五点半，他从工地到镇上要走二十分钟，却总能在六点整出现在铺门口。有时手里攥着个用军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掀开大衣角，是个还冒着热气的烤红薯；有时肩上扛着个旧工具箱，进门就问“晚秋，你那木门是不是还晃？今天我带了扳手，给你紧一紧”。
第一次带烤红薯时，晚秋正蹲在炉边添炭。陈砚推门进来，哈着白气，把军大衣里的红薯递过来：“工地上灶房今天烤的，红心的，甜。我看你总忘了吃饭，给你留了个。”红薯还烫得很，晚秋接过来时，指尖被烫得缩了下，陈砚赶紧说“我给你剥了皮”，就着门口的光，小心地把焦黑的薯皮撕掉，露出里面橙红的瓤，甜香一下子飘满了铺子。
晚秋咬了一口，甜汁顺着嘴角往下淌，暖意在喉咙里化开，一直暖到心口。她没说，其实她母亲以前也总给她烤红薯，也是这样，把皮剥好，递到她手里。现在母亲生病了，倒有人替母亲记着她爱吃甜的，记着她总忘了吃饭。
陈砚修木门那天，风特别大，铺子的木门被吹得“吱呀”响。他扛着工具箱进来，放下就去看门框：“上次来就觉得不对劲，合页松了，再晃几天，门框该裂了。”他从工具箱里翻出扳手和螺丝，蹲在门后拧螺丝，晚秋站在旁边，递给他块浸了温水的抹布——他手上沾了不少铁锈，擦不干净。陈砚接过抹布，指尖碰到她的指尖，两人都顿了下，又赶紧移开。
“你母亲的药，还够吗？”陈砚忽然开口，眼睛盯着手里的扳手，“上次听你说，镇上药房的药不多了，我下次去县城采购零件，帮你带点回来？”晚秋心里一动，她只在那天张婶来的时候，随口提过一句母亲的药快没了，没想到他记在了心里。她小声说“够，还能撑几天”，却在心里把这句话悄悄记下了——这个北方来的工程师，看着粗枝大叶，心却细得很。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陈砚每天来，有时坐会儿，看她缝衣服，偶尔递杯热水；有时帮她做点杂活，扫扫铺子前的落叶，把堆在门口的布料搬进来。镇上的人渐渐都知道了，王婶每次见了晚秋，都笑着说“小陈是个实在人，你可得抓紧”，晚秋每次都红着脸躲开，心里却像揣了块温温的糖，甜丝丝的。
11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陈砚收工来得早，晚秋正好把当天的活计做完了。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会儿，说“今天风小，要不要去站台走走？我看你总待在铺子里，闷得慌”。晚秋愣了下，点头说好，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薄外套，跟他一起出了门。
站台的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透过雾气，散在铁轨上，像铺了层薄纱。晚风裹着樟树叶的清香，还有远处火车的汽笛声，慢悠悠地飘过来。两人并肩走在站台边，没说话，只听见彼此的脚步声，还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忽然，远处传来“呜——”的长鸣，一列蒸汽火车慢悠悠地开过来，白雾从火车头里喷出来，像团巨大的云，顺着铁轨飘过来。陈砚下意识地往晚秋身边靠了靠，把她往外面拉了拉：“小心点，火车过来了。”
白雾很快就把他们裹住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只有身边的人是清晰的。火车的“哐当哐当”声越来越近，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震得地面都有点发颤。晚秋低头踢着脚边的小石子，石子是青灰色的，被人踩得光滑，她踢一下，石子滚出去几步，又停下来。
“下次去广州采购零件，”陈砚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点，混在火车的声音里，却格外清晰，“我帮你带块新布料吧？广州的丝绸好，软乎乎的，做件新裙子，春天穿正好。”
晚秋的心跳一下子就快了，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下，“咚、咚”地响，比火车轮的“哐当”声还清楚。她不敢抬头看陈砚，只能继续踢着石子，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外套的衣角，声音轻得像蚊子叫：“不用了，我……我平时不用穿那么好的。”
“没事，”陈砚笑了，声音里带着点认真，“我看你总穿旧衣服，也该添件新的了。你喜欢什么颜色？浅蓝？还是浅粉？”
晚秋的脸更热了，连耳朵尖都烧了起来。她想起抽屉里的枣红色毛线，那是她攒了三个月工钱买的，当时本来想给自己织的，现在想想，好像有更重要的人。
白雾慢慢散了些，火车已经开远了，只剩下“哐当”声越来越淡。陈砚还在说广州的布料有多好，说他上次去广州，看见有铺子卖绣着花的丝绸，特别好看，“你穿肯定合适”。晚秋听着，心里甜丝丝的，又有点慌，她想开口，想告诉他“我给你织了条围巾，枣红色的，很暖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怕他觉得唐突，怕他不喜欢。
“小陈！”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打断了两人的话。晚秋抬头一看，是老站长，手里拿着个旧茶壶，正朝他们走过来。老站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