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下那个小陶罐，已然沉甸甸。三年来，萧岚几乎从未间断地为文墨斋抄书。从最初的《童蒙四书摘要》到后来的《孝经图说》、《千家诗选》，乃至一些常见的时文范本，他的字迹愈发工稳劲秀，速度也越来越快，每月所得从最初的五文、七文，渐渐稳定在二三十文，遇上书坊急需、活儿紧时，甚至能拿到四十文。这笔对于富家子弟或许微不足道的收入，对于清贫的萧家而言，却如同久旱甘霖。
他精打细算，每一文钱都用在刀刃上。家中灯油不再那么拮据，他夜读的光线也明亮了许多，周氏夜间做针线也不必再那般费眼。偶尔米缸见底，他能默默添上一小袋杂粮；盐罐空了，他会买回粗盐补上。虽远谈不上丰足，但饭桌上的粥，总算能稠上几分，偶尔甚至能见着几点油星。萧老汉宝贝似的抽着孙子用抄书钱换来的、品质稍好的烟丝，那呛人的劣质烟末终于被替代，烟雾缭绕中，老人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些。逢年过节，或是姊妹生辰，萧岚总会用几文钱，给姐姐萧大丫和妹妹萧二丫各买一朵时新的、小巧的绢花或头绳，虽不贵重，却总能换来她们脸上绽放明媚的笑容。然而，像样的纸张笔墨依旧昂贵，他抄书所用的大部分纸墨仍需书坊提供，自己练字读书，仍以廉价糙纸为主，偶尔买上一刀好些的毛边纸，已是奢侈。这点收入略微缓解了家庭的窘迫，远未到宽裕的地步，求学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村塾里的讲学，已深入到四书的核心。《论语》的微言大义，《孟子》的浩然之气，《大学》的格致诚正，《中庸》的性命天道，萧岚在陈夫子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他不仅能够熟练背诵经文，对朱子集注的核心要义也能娓娓道来，更能时常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夫子看着他，目光中的赞赏与日俱增，但有时，也会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情绪。
问题悄然出现。夏日时节，讲授《孟子·公孙丑上》“知言养气”章，陈夫子依循朱注，详解“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需靠平日行事合乎道义来积累培养。萧岚听完，沉思片刻，起身恭敬请教：“先生，朱子释‘浩然之气’为‘集义所生’，极是。然学生愚钝，窃思此‘气’之生发，是否亦与人心本然之‘志’相关？譬如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其气亦足，然孟子谓其‘守约’而未得‘道’，是否因其‘志’之所向，仅在个人之勇，而非天下公义？故养此‘浩然之气’，是否除了外在‘集义’之功，更需内在‘持志’‘求放心’的功夫，使此心与道义相契，其气方能至大至刚，充塞天地？”
这个问题，已触及心性与功夫的关系，对朱注有了更深的挖掘和发挥。陈夫子闻言，捻须的手停顿了，他沉吟良久，眉头微蹙。显然，萧岚的思考已超出了他平日讲授的范畴，触及了他学问的边界。他努力思索着记忆中的注解和前贤议论，最终缓缓道：“此问……甚深。朱子之注，已是至论。‘集义’之功，自然包含了‘持志’‘求放心’的内在要求。初学之士，当以恪守先贤正解为本，循序渐进，不可好高骛远，徒骋口舌之辩。” 语气虽仍平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勉强与告诫。
深秋某天，陈夫子讲到《春秋》“郑伯克段于鄢”，重点阐释《左传》“讥失教”的兄弟人伦之义。萧岚却又联想到《公羊传》对此事“克之者何？杀之也”的严厉笔法，以及后世史家对郑庄公政治手腕的复杂评价。他再次请教：“先生，《春秋》一字褒贬， ‘克’字是否不仅讥其失教，更暗含对郑伯处心积虑、纵弟成恶而后加诛伐这种权谋手段的深贬？此中微言大义，与后世史家论政治之‘韬略’‘机心’，其评判尺度究竟如何把握？”
陈夫子看着台下这个目光炯炯、问题愈发犀利的弟子，沉默了更长时间。他枯瘦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最终叹了口气，坦诚道：“萧岚，汝能思及此，可见用心之深。然，《春秋》笔法，精微深奥，非一家一言可尽。为师……于此涉猎不深，朱子亦曾言‘《春秋》难明’。科举取士，仍以《左传》事略及朱子断论为主。汝现下，当以精研本经、熟练掌握制艺规程为要，此类深究，或可留待日后学问根基更为深厚时再行探讨。”
几次下来，萧岚敏锐地察觉到，陈夫子的学问，于蒙学启蒙和四书基础朱注的讲解上，可谓扎实醇正，足以引导他步入正轨。但当他的思考试图向更精微、更广阔的领域延伸，或者涉及不同经解流派的比较时，夫子便显得力有未逮，往往以“恪守朱注”、“避免歧路”来引导。这不是夫子藏私或保守，而是他自身学养——一位老童生所能达到的极限。萧岚心中并无丝毫不敬，反而对夫子多年来为自己打下的坚实基础充满了感激。
这一日课后，学童们嬉闹着散去，塾馆内只剩下师徒二人。夕阳的余晖将陈夫子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更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