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桂南边境，正午的太阳像块烧红的烙铁，把地面烤得发烫。赵卫国背着半袋压缩饼干，沿着临时安置点的土路往前走，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却还是挡不住刺眼的阳光，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尖聚成水珠，滴在沾满尘土的军裤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安置点是三天前搭起来的，就在部队阵地后方两公里的空地上，几十顶蓝色的帆布棚子沿着土路排开，像一片临时扎下的营盘。棚子外，随处可见坐着或躺着的难民，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青壮年男人要么去帮忙加固棚子，要么跟着部队的炊事员去附近的小溪打水 —— 他们的家园大多被越军烧毁，能带着家人逃到这里，已经是万幸。
赵卫国是主动申请来安置点帮忙的。三天前，部队刚抵达边境时，他就听说了安置点的事，想起在知青点遇到的那些边境难民，想起农阿婆（后来他才知道老人姓农）抱着孩子哭诉的样子，他没多想，就找连长报了名。“我在知青点待过，跟老百姓打交道熟，能帮着分物资、搭棚子。”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其实心里还有个念头 —— 说不定能在这里听到更多关于边境的事，能找到机会帮那些受苦的老百姓。
“同志，能给口水喝吗？” 一个微弱的声音从旁边的棚子下传来。赵卫国停下脚步，转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棚子的阴影里，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包，头发花白得像一团乱草，贴在满是皱纹的脸上，额角还有一块没愈合的伤疤，结着暗红的痂。
老太太的身边，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嘴唇干裂得起皮，眼睛闭着，呼吸很轻，像是在昏睡。赵卫国赶紧走过去，从腰间解下军用水壶，拧开盖子，递到老太太嘴边：“大娘，您慢点喝。”
老太太颤抖着接过水壶，喝了几口，干裂的嘴唇稍微湿润了些，她又把水壶凑到小男孩嘴边，小声喊：“阿明，醒醒，喝点水。” 小男孩没醒，只是轻轻哼了一声，头往老太太怀里靠了靠。
赵卫国蹲下来，摸了摸小男孩的额头，滚烫得吓人：“大娘，孩子发烧了，得找医生看看。” 他记得安置点的东头有个临时医疗站，是部队的卫生员搭的，有退烧药和消炎药。
“找过了，” 老太太的声音很哑，像被砂纸磨过，“卫生员说药不多了，先给更重的人用，让我再等等。” 她把布包抱得更紧了，布包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孩子他娘，被越南兵抓走了，就剩我们祖孙俩，要是他再出事，我可怎么活啊……”
赵卫国的心猛地一揪。他想起在知青点遇到的那个抱着孩子的老太太，想起她说 “老头子没跑出来”，眼前的老人和那个老太太的样子渐渐重叠 —— 都是失去亲人的痛苦，都是在战争中挣扎的普通人。“大娘，您别着急，” 他说，“我再去医疗站问问，说不定药回来了。您先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回。”
他起身要走，老太太却突然抓住他的胳膊，力气大得不像个虚弱的老人：“同志，你是解放军吧？你能不能帮我找找我的孙女？她叫阿花，今年八岁，扎着两个小辫子，手里总拿着一个布偶，布偶是我缝的，红布裙子，缺了一只眼睛……”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急，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滴在赵卫国的军装上，“越南兵把她抓走了，就在三天前，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她抱上卡车，我追着喊，他们用枪托砸我，我…… 我没追上……”
赵卫国的脚步顿住了。他看着老人布满泪痕的脸，看着她手里紧紧攥着的布包，突然想起自己的笔记本 —— 里面记录着知青点难民的故事，记录着张建军同志的牺牲，现在，又多了一个需要记录的名字：阿花，八岁，红布裙布偶，被越军掳走。
“大娘，您慢慢说，” 他重新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您告诉我，越南兵是哪天来的？在哪个村子？他们把阿花往哪个方向带走了？我把这些都记下来，说不定能帮您找到她。”
老人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些，她抹了把眼泪，开始断断续续地说：“是三天前的早上，天刚亮，我正在给阿花梳辫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越南兵来了’。我赶紧抱着阿花往山里跑，没跑多远，就被他们追上了。有个戴帽子的越南兵，一把抢过阿花，把她抱上一辆绿色的卡车，卡车后面还拉着我们村的耕牛和粮食。我扑上去想抢回阿花，被另一个越南兵用枪托砸在头上，晕了过去……”
老人指着自己额角的伤疤，声音又开始发颤：“等我醒过来，卡车已经不见了，阿花的布偶掉在地上，我捡起来，一直抱着，想着说不定能凭着这个找到她…… 后来，村里的人说解放军在这边设了安置点，我就抱着阿明，一路走过来，走了两天两夜，脚都磨破了……”
赵卫国的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移动，墨水因为手的颤抖，偶尔会在纸上洇出小墨点。他写下：“1978 年 9 月 X 日，边境安置点，农阿婆（约 60 岁），孙女阿花（8 岁），被越军掳走，带走方向未知，随身布偶特征：红布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