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真的很喜欢艺术。
这一点是在我们相熟很久之后我才发现的。我在偶然之间发现他居然对整个美术馆内的所有藏品都了如指掌，不论是创作年代还是作者生平、包括那些艺术作品所用的技法以及工艺的起源，一旦开了话头他能就着这些东西滔滔不绝地讲个一早上，直到馆内的人流渐渐多起来才突然惊觉自己说太久了而止住嘴，接着像猫一样默不作声地瞟我一眼，发现我并没有什么不耐烦的表情时还会松一口气般笑一笑。
有时我甚至会恍惚，他与正常的十几岁少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除了某些时候，他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举个例子吧，我在每周六能够见到怎样的伦茨取决于他在那一周的工作日观察到了怎样的人，或是看了什么新奇的肥皂剧。他会模仿自己不了解的某些行为，比如故作妩媚地摆出一些大尺度杂志上封面女郎的动作、学习不知道那个国家话事人一本正经地背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新闻稿、或是以不太标准的手势在胸前划十字去念圣经里的祈祷文。
我对此只能说是啼笑皆非，也只有在这些时候我才能想起伊丽莎白·海德薇莉小姐的解释：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学习对象。
于是我只好努力搜寻我所知道的可能对他成长有益的读物或教辅资料，在那段时间里我绝大部分的同事与学生都跑来打听热衷于独来独往的贝克尔教授是不是领养孩子了，流言沸沸扬扬，任我怎么解释都不顶用，一直到雅各布有一天跑到大学来接我回家时亲自辩解才算是将其破解。
抛去琐事不谈，我必须是要感谢伦茨的，他的到来使我已经趋于平缓的生活再次泛起涟漪，那几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了，我曾以为没有什么日子能与我三十多岁成家立业时相比，但伦茨改变了这一认知。
工作日时，白天我按部就班地处理工作，晚上与雅各布共进晚餐并侃侃而谈自己和“施普雷河”相处的日常，并接受来自伴侣并不中肯的夸奖或酸言酸语——后者大多是因为他对我周六早上不能陪他一起去散步而导致的——我知道雅各布同样很喜欢伦茨，照他来说就是“没有理由的对他很有亲切感”，并亲自挑选了不少小礼品托我捎给他。
“早知道当年就不该拉着你去美术馆的，”他愤愤不平地擦拭着镜子上的污渍，抹布与镜面接触发出吱吱的摩擦声，“现在好了，你是真把他当孩子养了，何不让他直接冠上你的姓氏呢，嗯？亲爱的伊尔莎·格林里德小姐？”
我对此的回复是将倒空的牛奶盒以一个优美的抛物线丢入垃圾桶，提上装有小甜点的保温袋昂着头优雅地出门了。“别忘记卧室的地也要拖哦。”我又探头叮嘱他，接着迅速关门躲过了迎面飞来的抹布。
切，幼稚。
那时我的身边有许多让我留恋的人和事，我喜欢对雅各布讲自己教育伦茨的一些心得，在伦茨面前又喜欢说雅各布当年追求我时干过的糗事；我喜欢听伦茨一本正经地讲他的“上司们”之间都发生过什么令人捧腹的巧合，喜欢在回家的路上接受小朋友们此起彼伏的问好，更喜欢在家门前折一支我丈夫精心照料的矢车菊插进花瓶里。
他总是对我这一举动表示抗议说我糟蹋了他的花，但我不管，那些美丽的小玩意儿本来就是种给我的，我想怎么折就怎么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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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逐渐将眼角浸湿，我沉默着翻了个身，拿起身侧另一个枕头蒙在头上，期望可以尽快入睡。然而回忆是个不听话的恶作剧小精灵，你越不想回忆什么，它就越乐于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将某些东西摊开呈现在你眼前。
我想起来，雅各布已经去世三年还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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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生活太过幸福的时候总是不愿意去设想假如噩耗到来会怎么样，他们总会觉得那种东西离自己很远，全然不知幸福与遗憾总是相伴而生的。我的一个中国学生曾教过我一句话叫做“月满则缺，水满则溢”，有些时候你不得不相信这些流传千年看似简单的哲学道理，它们很少出错。
那是在2019年冬天。
距离我和伦茨相识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我和雅各布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虽说我们都不认为自己和年轻时有什么差别，但生理变化不是自己不承认就没有的。
圣诞节刚过不久，我就因为不慎在楼梯上跌倒而手部骨折，为此实实在在地住了一个月的院。其间雅各布跑前跑后地忙活，虽说我无数次试图表示自己真没什么大事，但他不听。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显露出一些我小时候非常熟悉的邻家兄长气质来，他严肃地教育我说下楼梯的时候要看路不准再走神，甚至于为此搬出了我哥哥来——
“假如伦茨，我是说姓格林里德的那个，知道你因为这从小就有几十年不改的坏毛病让自己伤这么重的话，我想他也不会反对我的。”
好吧，好吧，这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坏处，没人比他更知道怎么抓我的软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