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舱早拆空了。”我对着空气说，像是要把这句话钉进墙里。
三个月前拆解假RKS时，我亲手把电池舱里的铅板、电容全倒进了废料桶，连焊锡渣都筛过三遍。
如果“数据”不是指物理部件，那只能是……
我猛地拉开抽屉，1968年的RKS运行日志“哗啦”摊开在桌上。
牛皮纸封皮边缘泛着茶渍，最后一页的值班签名栏有团模糊的墨迹——有人用钢笔反复涂抹，把名字盖成了黑疙瘩。
我凑近了看，纸纤维被笔尖戳起的毛边里，隐约能抠出半撇“口”和一竖“丨”，像“吴”字的上半，又像“周”的右半边。
“小川！”我抓起电话摇了两下，接线员的“喂”还没说完，“去人事科调退休职工名册，重点查1968年前在无线电班待过的。”
半小时后，林小川撞开办公室门，棉手套还挂在手腕上晃：“找到了！吴德海，1958年进厂，无线电调试员，1970年因海外关系遣返山东老家。”他的呼吸喷在玻璃镜片上，雾蒙蒙的，“退休登记册最后一页写着‘自行离厂，无后续记录’。”
我捏着名册上“吴德海”三个字，指节发紧。
七年前RKS项目组七个人，周振声是总顾问，吴德海负责电路调试，剩下五个是机械、材料、热处理的骨干——“第七人”，极可能就藏在这七张老面孔里。
“叮”的一声，门被推开条缝，苏晚晴抱着半尺厚的档案袋挤进来，发梢沾着走廊的穿堂风。
“查了近五年岗位调动。”她把档案拍在我面前，翻到某页，“1971年后勤科调安全处的干部里，陈国栋最可疑。”她的指甲尖点着照片，“行政楼三层主管，那间闲置录音室归他管。”
我扫过陈国栋的履历表，1965年进厂，后勤科仓库管理员出身，字写得方方正正——和纸条上“D7未毁”的字迹有七分像。
“还有。”苏晚晴压低声音，“最近三个月的行政签报，有四份‘设备检修单’的签名是模仿的。”她抽出一张泛黄的纸，“比如这张，王科长的‘王’字最后一竖，原本人家习惯顿笔，这里直溜溜的。”
我盯着那张检修单，后颈慢慢起了层薄汗。
原来内鬼不是直接动手，是替别人签字打掩护——难怪我们的检修计划总被提前知晓。
“该放饵了。”我把椅子往后一推，金属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响，“明天交叉验算会，我要当众问老周‘七人组’的事。”
苏晚晴眼睛亮了：“借他的嘴把‘第七人’三个字传出去。”
第二天的会议室像口闷锅。
我站在黑板前，粉笔重重敲在“Ga7电路模型”几个字上：“老周，当年七人组里，到底谁才是真正读懂Ga7的？”
全场静得能听见墙角电暖器的“滋滋”声。
周振声坐在最前排，老花镜滑到鼻尖，握笔的手突然顿住，钢笔尖在笔记本上洇出个墨点。
他抬头时，我看见他眼底闪过道光，像雪地里突然裂开的冰缝：“七个都懂，但只有一个敢改。”
这句话像块烧红的铁，“叮”地掉进沸水里。
散会时，我瞥见行政科小刘的喉结动了动，攥着笔记本的指节发白；陈国栋收拾文件的动作慢了半拍，公文包拉链“咔嗒”卡了两次。
当晚十点，老罗抱着个铁盒子冲进我办公室，额角沾着墙灰：“陈主管办公室的电话，今晚响了三次。”他掀开盒盖，磁带在转，“都是保卫科值班室拨的，接通就挂。”
我捏着磁带，指腹能摸到磁粉的颗粒。
内鬼有同伙，而且同伙在保卫科——这潭水比我想的更深。
“朱组长！”我抓起外套往外走，“明早去车间贴告示，征集1968年前参与RKS维护的老职工回忆，奖励一级工资加分。”
朱卫东搓着大手笑：“林总这招高，老工人们最记旧账。”
果然，告示贴出去第三天，退休老钳工张师傅就颤巍巍来了，蓝布工装洗得发白，口袋里装着包大前门：“那年拆机，老周和小吴在工具房吵得凶。”他划了根火柴，烟卷腾起的雾里，眼睛亮得像星子，“我听见老周喊‘你带走的东西，迟早要还回来’！”
我猛地直起腰，后槽牙咬得发酸。
原来“数据可读”不是指物理留存，是有人带走了原始记录——吴德海当年可能私藏了RKS的调试笔记！
当夜，我蹲在周振声办公室窗台下，雪没到脚踝。
他的台灯亮到后半夜，窗纸上投出个佝偻的影子。
等灯灭了，我正要走，瞥见窗台有团黑乎乎的东西——一截烧焦的电线头，缠着半片褪色的标签，“RKS7”三个字母勉强能认。
我捏着那截电线，手指被冻得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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