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 11 月的喀布尔，凌晨的沙尘裹着寒意，像无数细小的刀子，刮过弗拉基米尔的脸颊。他蹲在克格勃情报中心的地下室窗口，看着外面被炮弹炸塌的清真寺轮廓，手里摩挲着玛丽娜递来的 “李 - 恩菲尔德步枪”—— 这把 19 世纪英国制式的老枪，枪托上刻着模糊的普什图文字，是上个月牺牲的克格勃特工留下的，枪管里还残留着未清理干净的火药残渣，散发着淡淡的硫磺味。
“别光盯着枪，得学会用它。” 玛丽娜端着一碗热奶茶走过来，奶茶里放了少量的盐，是阿富汗人御寒的喝法。她把碗放在弗拉基米尔面前的木箱上，弯腰捡起地上的子弹，“这种步枪装弹慢，得提前算好距离，反苏武装的人都用惯了 AK，你要是打不准，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外行’。” 她演示着如何装填子弹，手指熟练地将子弹推入弹仓，“记住，扣扳机时要稳，别慌，就像你在伦敦海德公园盯梢时那样。”
提到伦敦，弗拉基米尔的思绪飘回了 1959 年 —— 那时他还是苏联驻英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第一次在海德公园见安娜，手里攥着折角的《泰晤士报》，紧张得手心冒汗。如今十几年过去，他从一个克格勃新人，变成了要在阿富汗废墟里伪装求生的资深特工，可心里的紧张，却一点没少。“我怕…… 怕露出破绽，” 他接过奶茶，温热的碗壁烫得他手指发麻，“阿卜杜勒不是伦敦那些中情局特工，他是从战争里爬出来的，一眼就能看穿谎言。”
“你不会露出破绽的，” 玛丽娜坐在他对面，从长袍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上面是 “卡里姆”（弗拉基米尔的假身份）的详细背景：“28 岁，普什图族，坎大哈郊区的农民，1980 年苏联军队扫荡村庄时，母亲和妹妹被流弹打死，父亲被抓去修建军事公路，至今下落不明 —— 这些细节你要背到滚瓜烂熟，尤其是你‘逃出来时带的东西’，一块母亲的头巾，半袋小麦粉，还有这把枪，都是你‘仇恨的证明’。” 她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明天阿卜杜勒问你，你就把头巾拿出来，说‘这是母亲最后戴的东西，上面还有她的血’—— 头巾我已经用羊血处理过，看起来像真的。”
弗拉基米尔接过那张纸，指尖触到纸边的毛糙，那是玛丽娜用手撕的，刻意避免用剪刀留下整齐的切口 —— 在阿富汗，过于规整的物品会被怀疑是 “北方人”（苏联人）的东西。他低头默念，把每一个细节刻进脑子里：坎大哈的村庄叫 “阿尔万德”，父亲的名字叫 “卡里姆?阿卜杜拉”，母亲的头巾是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花纹…… 这些虚构的细节，却承载着他真实的恐惧 —— 如果他暴露了，不仅自己会死，莫斯科的妻子和女儿，也会因为中情局的威胁，失去最后的希望。
“还有，普什图人的规矩，” 玛丽娜突然抓住他的手，强迫他抬头看着自己，“见到阿卜杜勒，别直视他的眼睛，那是不尊重；他递东西给你，要用右手接；说话时要带点坎大哈口音，比如把‘苏联人’说成‘绍里亚尼’，把‘报仇’说成‘吉哈德’—— 我教你几句常用的，你跟着我念。” 她开始教他说普什图语，发音生硬的俄语口音一次次被纠正，玛丽娜耐心得像个老师，可眼神里的急切，却藏不住 —— 她知道，明天的考察，是弗拉基米尔唯一能混入反苏武装的机会，一旦失败，不仅任务泡汤，他们俩都可能死在喀布尔的废墟里。
深夜，弗拉基米尔躺在地下室的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掏出怀里的照片，莉莉的笑脸在煤油灯下发黄，妻子在信里说 “莉莉的白血病又稳定了一些，但进口药只剩最后两瓶”。他想起第七卷在莫斯科医院里，那个中情局男人手里的注射器，里面装着透明的液体，说 “不合作，就看着你女儿死”。心里的矛盾像一把刀，一边是克格勃的任务，一边是家人的性命，而这两条路，似乎都通往深渊。
“还没睡？” 玛丽娜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她手里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坎肩，“把这个穿上，明天见阿卜杜勒时穿，你之前那件长袍太新了，不像农民穿的。” 她走进来，把坎肩放在床上，“我刚才去了城西的废墟，阿卜杜勒的人已经在那里布置了岗哨，明天会有三个武装分子跟着他，都是他的亲信，手里的 AK-47 都是中情局从巴基斯坦运进来的，你要离他们远点，那些人 trigger-happy（一触即发），一点不对劲就会开枪。”
弗拉基米尔坐起来，接过坎肩，布料粗糙得磨皮肤，上面还带着一股汗味和尘土味。“玛丽娜，你在阿富汗待了多久？” 他突然问。玛丽娜靠在门框上，眼神飘向窗外的黑暗：“三年，看着三个搭档死在我面前，一个被中情局的卧底出卖，一个被反苏武装怀疑是间谍，活活打死，还有一个…… 在渗透时被苏联士兵误杀。”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这里不是莫斯科，没有卢比扬卡的庇护，只有活着，才能谈任务，谈家人。”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弗拉基米尔心里。他想起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