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 1 月的莫斯科郊外，铅灰色的天空飘着细碎的雪粒，落在覆盖着薄霜的白桦树枝上，凝成一层毛茸茸的白霜。米 - 8 直升机的螺旋桨渐渐停转，轰鸣声消散在寂静的雪原上，弗拉基米尔扶着刚做完简易包扎的安德烈，踩着齐踝深的积雪，朝着不远处的木屋走去 —— 那是三角组织的秘密安全屋，屋顶的烟囱里冒着淡淡的青烟，在寒冷的空气里拉成一道细长的白雾，像给这片荒凉的土地系上了一根温暖的丝线。
木屋的门虚掩着，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合着煤烟、面包和药味的暖空气扑面而来。“爸爸！” 娜佳的声音像清脆的铃铛，穿着红色棉袄的小身影从里屋冲出来，扑进弗拉基米尔怀里，小手里还攥着一个缺了耳朵的布娃娃 —— 那是 1959 年他去伦敦前给女儿买的，布娃娃的衣角还沾着伦敦街头的煤尘味。
索尼娅跟在后面，眼眶通红，手里拿着刚烤好的黑面包，面包上还留着烤炉的焦痕：“你终于回来了，娜佳每天都在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只能说你去执行重要任务了。” 她的目光落在弗拉基米尔冻得发紫的脸上，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指尖的温度让弗拉基米尔瞬间红了眼眶 —— 从西伯利亚监听站逃出来的这几天，他几乎忘记了温暖是什么感觉。
安德烈被扶到里屋的木板床上，索尼娅给他端来一碗热汤，汤里飘着几片晒干的土豆 —— 这在物资紧缺的 1966 年莫斯科，已是难得的美味。“安德烈叔叔经常来看我们。” 娜佳坐在床边，小手轻轻摸着安德烈的绷带，“他每次来都会带糖果，还会给我讲森林里的故事，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保护我们。”
弗拉基米尔的心猛地一沉，看向索尼娅。妻子会意，悄悄拉他走到外屋，压低声音说：“安德烈每次来，都会问你有没有消息，还会旁敲侧击问‘你父亲的档案找到没有’。上次他来送药，我看到他偷偷翻了你留在家里的旧文件，里面有你 1954 年刚加入克格勃时的培训笔记。”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其中一页，上面有几个淡淡的指印，“这是他翻找时留下的，指印的位置正好在你父亲名字的旁边。”
弗拉基米尔接过本子，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1954 年的字迹还清晰可见，父亲的名字 “伊万?彼得罗夫” 被圈出一个淡淡的印痕 —— 安德烈的关注点，从来都不是他的安全，而是父亲的档案。他突然想起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安德烈说 “你父亲的冤案需要彼得罗夫将军帮忙” 时的眼神，那时只觉得感激，现在想来，那眼神里藏着他没看懂的复杂。
“叮铃 ——” 门口的铜铃突然响起，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弗拉基米尔瞬间摸向腰间的 TT-33 手枪 —— 那是彼得罗夫站长留下的，枪身还裹着防雪的旧羊毛布条，却见三角组织的联络员伊万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个鼓鼓的帆布包，脸上沾着雪粒：“彼得罗夫将军让我来送消息，他在卢比扬卡大厦等你，说有重要的事要谈，还让我给你们带了些物资。”
帆布包里装着两袋黑面包、一罐黄油和一小瓶青霉素 —— 这些都是莫斯科黑市上供不应求的紧俏货，尤其是青霉素，娜佳上次发烧时，他跑了三家医院都没买到。“将军说，你父亲的案子有了新进展，但还需要关键证据。” 伊万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他让你明天去卢比扬卡见他，顺便给你安排了新的身份，方便你后续行动。”
弗拉基米尔接过伊万递来的 “新身份档案”，封面上写着 “尼古拉?伊万诺夫，734 监听站维修工程师”，照片是他在安全屋临时拍的，背景是木屋的煤炉，边缘还带着油墨未干的痕迹。“为什么要回监听站？” 他皱起眉，想起监听站里中情局的卧底和彼得罗夫站长的牺牲，“那里太危险了。”
“将军说，734 监听站的‘极光 - 1 型’监听设备被人动了手脚，里面装了中情局的微型窃听器，只有你能认出那些设备的异常。” 伊万压低声音，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监听站的设备分布图，将军标了可能有问题的区域，你需要把那些窃听器拆下来，作为中情局卧底的证据，这样才能在军事法庭上为你父亲翻案。”
纸条上的字迹是彼得罗夫将军的，遒劲有力，与他之前在监听站看到的将军签名一模一样。弗拉基米尔捏着纸条，心里却充满疑虑 —— 安德烈说过彼得罗夫将军是可靠的，可妻子的怀疑、安德烈的异常，还有站长临终前 “小心莫斯科高层” 的叮嘱，像一团乱麻缠在他心头。
第二天清晨，弗拉基米尔告别家人，前往卢比扬卡大厦。莫斯科的街头比西伯利亚热闹，却透着压抑的紧张，穿着克格勃制服的士兵随处可见，街角的公告栏上贴着 “警惕中情局间谍” 的标语，标语下面围着一群裹紧大衣的市民，小声议论着 “听说最近有很多特工被抓了”。
彼得罗夫将军的办公室在卢比扬卡大厦的三层，房间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橡木办公桌、一个文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