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 1 月的西伯利亚，寒风像无数把冰刀刮过雪原，把天地间的一切都冻得僵硬。弗拉基米尔裹紧身上的克格勃制式呢大衣，领口的羊毛早已被风雪浸得发硬，他站在一片茂密的松树林前，望着远处一栋孤零零的铁皮建筑 —— 那就是他接下来要驻守的 734 监听站，没有名字，只有一串冰冷的数字，像极了他此刻被流放的命运。
负责接应的士兵是个满脸冻疮的年轻人，手里握着一把 1951 年制式的莫辛纳甘步枪，枪托上还留着上一任使用者的刻痕。“跟我来，站长在里面等你。” 士兵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说一个字都要哈一口白气，“这里冬天最低能到零下 40 度，晚上别随便出门，去年有个技术员出去找丢失的监听设备，第二天冻成了冰雕。”
弗拉基米尔跟着士兵走进铁皮建筑，一股混合着煤油、汗味和电子设备的味道扑面而来。走廊里的灯泡忽明忽暗，墙面上贴着泛黄的 “监听纪律”：“每日工作 12 小时，每小时仅可起身活动 5 分钟；监听内容需逐字记录，遗漏一处扣发当日口粮；禁止与外界私下联系，违者按通敌论处。” 每一条都像锁链，牢牢捆住即将到来的日子。
站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留着修剪整齐的八字胡，身上的军装熨烫得一丝不苟，与监听站的简陋格格不入。他坐在一张掉漆的橡木办公桌后，手里把玩着一枚克格勃徽章，徽章上的双头鹰已经失去光泽。“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同志，” 他的声音没有温度，像窗外的寒风，“我是 734 监听站站长彼得罗夫，你因‘古巴导弹危机任务失误’被调至此地，负责监听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加密通讯，明白你的职责吗？”
弗拉基米尔点头，目光扫过桌上的监听设备 ——1965 年克格勃第八总局最新配发的 “极光 - 1 型” 监听仪，屏幕上跳动着杂乱的电波，旁边堆着厚厚的 “监听记录册”，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俄文字母。“你的宿舍在二楼最里面，” 彼得罗夫把一串钥匙扔过来，“里面有一张床、一个煤炉，还有一台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 —— 只能收到莫斯科中央台，每天早上 6 点到晚上 10 点有信号。”
推开宿舍门的瞬间，一股寒气顺着门缝钻进来。房间里果然只有站长说的几样东西，煤炉里的火早就灭了，墙壁上结着一层薄薄的冰花，唯一的窗户正对着茫茫雪原，看不到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弗拉基米尔从行李箱里翻出一张相框 —— 是女儿娜佳去年的生日照，照片上女儿举着一个用硬纸板做的蛋糕，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他把相框放在床头，指尖轻轻摩挲着玻璃，心里像被塞进了一块冰。
第二天清晨 6 点，弗拉基米尔准时出现在监听室。四个监听工位上已经坐了三个人，都是面无表情的年轻人，手指在记录册上飞快地移动，眼睛死死盯着监听仪的屏幕。“你的工位在那边。” 一个戴眼镜的技术员头也不抬地说，指了指最靠里的位置，“戴上耳机，调到 27.5 千赫，那是美国大使馆的加密频道，记住，每一个波段的变化都要记下来，哪怕是一秒钟的杂音。”
弗拉基米尔戴上耳机，冰冷的塑料贴在耳廓上，传来一阵刺痛。一开始，耳机里只有滋滋的电流声，像无数只虫子在耳边爬。他按照技术员的指示，在记录册上写下 “06:05，无有效信号，仅电流杂音”。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雪原上的太阳慢慢升起，透过窗户洒在记录册上，却没有带来丝毫暖意。
突然，电流声中传来一个微弱的女人声音，断断续续，却异常熟悉：“弗拉基米尔…… 我是妈妈…… 你爸爸是被冤枉的…… 快逃……”
弗拉基米尔的心脏猛地一缩，手里的钢笔 “啪” 地掉在地上。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赶紧摘下耳机揉了揉耳朵，再戴上去时，那声音却消失了，只剩下单调的电流声。“怎么了？” 旁边的技术员疑惑地看过来，“别走神，要是被站长发现，你这个月的面包票就没了。”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一个女人的声音？” 弗拉基米尔的声音带着颤抖，技术员却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这里除了监听频道，什么都收不到，你是冻糊涂了吧？上个月有个同事也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后来被诊断出‘战时应激障碍’，送回莫斯科治疗了。”
中午 12 点，终于到了休息时间。弗拉基米尔拿着记录册去找彼得罗夫，把早上听到母亲声音的事说了一遍。彼得罗夫坐在办公桌后，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过了很久才开口：“这是中情局的‘心理战’手段，他们故意在加密频道里混入你家人的声音，就是为了干扰你的判断，让你出错。” 他突然收起笑容，眼神变得锐利，“从今天起，你用备用耳机，这副旧耳机我没收了，要是再出现‘幻听’，就按违反纪律处理。”
晚上回到宿舍，弗拉基米尔把煤炉烧得旺旺的，却还是觉得冷。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反复回响着那个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