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8 月的伦敦东区，凌晨 5 点的贫民窟还浸在墨色里，面包店地下室的煤油灯忽明忽暗，映着弗拉基米尔手里的米色风衣 —— 这是约定的 “苜蓿” 接头标识之一，衣料内侧缝着半片铜制通行牌，与安德烈手里的碎片能拼合，边缘还留着培训时学过的 “做旧处理” 痕迹（用砂纸磨出细微划痕，模仿长期使用的磨损）。安德烈正蹲在木桌旁，用镊子调整一台伪装成烟盒的微型磁带播放器，机身贴满 “伦敦烟草公司” 的贴纸，是从“苏联面包房” 旧设备里拆改的，刚好能播放 “苜蓿” 预存会议录音的微型磁带。
“记住，‘苜蓿’9 点整到橡树咖啡馆，她会戴珍珠耳环，手里拿卷边的《每日电讯报》。” 安德烈把磁带播放器塞进弗拉基米尔的内袋，指尖触到他口袋里的钢笔刀，“不到万不得已别用刀，科瓦廖夫说过，军情五处 的街头核查会搜身，金属刀具容易触发他们的便携探测器 —— 上个月有个特工带了类似的刀，在查令十字街被拦下盘问了 20 分钟。” 他顿了顿，从铁皮箱里掏出两张伪造的伦敦市民身份证，“卡是用退役码头工人的旧卡改的，照片贴的是你培训时的档案照（掩护身份档案里的备用照），边缘用胶水混着面包灰做了旧，出生日期别记错：1927 年生于伯明翰，父亲是纺织厂工人，这些细节 军情五处 可能突击盘问，就像面包店老板被查时的流程。”
弗拉基米尔接过身份卡，指尖蹭过卡面粗糙的亚麻纸基 —— 和“苜蓿” 的通行牌材质一致，安德烈特意找了伦敦东区的老印刷厂复刻，右上角还压了枚模糊的 “市政厅钢印”。他刚把卡塞进内袋，就听到地下室的通风口传来轻微的 “嘀嗒” 声，像公寓里窃听器的电波声。
“有人在发报。” 安德烈突然按住他的肩膀，关掉煤油灯。黑暗里，通风口的响动越来越清晰，还夹杂着纸张摩擦的声音。弗拉基米尔摸向口袋里的钢笔刀，却被安德烈拉住 —— 后者从靴子里掏出另一把微型螺丝刀，悄无声息地爬上木梯，猛地掀开通风口的铁盖。
一道手电光束射下来，紧接着是一声闷哼 —— 面包店老板的脸出现在通风口，手里攥着一台小型短波电台（中情局 提供的设备），屏幕亮着 “已连接伦敦站” 的指示灯。安德烈一把将他拽下来，老板摔在地上时，怀里掉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中情局 的联络暗号：“果酱要配黑面包”。
“副局长让你什么时候报信？” 安德烈用螺丝刀抵住老板的喉咙，对方脸色惨白，指了指墙上的挂钟：“8 点整，要告诉他们你们去橡树咖啡馆的路线…… 我儿子在 中情局 手里，他们说不配合就断他的哮喘药，就像安娜女儿缺青霉素的处境。”
弗拉基米尔突然想起安娜掏女儿照片时的无助，心里的怒火软了半截。安德烈盯着老板看了几秒，把他绑在墙角的铁管上：“我们走后你再喊，否则我现在就砸了你的电台。” 他扯断电台的天线，扔进旁边的机油桶里，“现在只能走‘废弃运河航道’去咖啡馆，比原计划多绕半公里，得快点，别错过和‘苜蓿’的接头时间。”
两人从面包店后门溜出来，街头的煤气灯还没熄灭（伦敦街头的典型场景），昏黄的光线下，几个流浪汉蜷缩在街角的纸箱里，身上盖着破旧的《泰晤士报》。弗拉基米尔紧跟在安德烈身后，尽量贴着墙根走 ——礼仪课间隙学的 “反跟踪技巧”：建筑阴影能避开远处岗楼的探照灯。路过一家关门的杂货店时，他瞥见橱窗玻璃里映出两个穿深灰色风衣的身影，正不远不近地跟着，步伐整齐得不像普通路人。
“军情五处 的尾巴，肯定是 中情局 把路线提前透给他们了。” 安德烈低声说，突然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巷子里堆着废弃的木箱，散发着霉味。两人在木箱后面躲了两分钟，等跟踪者走过去，才继续往运河航道跑。航道是 19 世纪遗留的废弃运河，岸边停着几艘运煤的旧船，尽头就是橡树咖啡馆附近的小巷，几个送奶工正忙着卸奶瓶。
8 点 40 分，两人混在送奶工里走到咖啡馆侧面的入口。门口的安保人员坐在桌子后，面前摆着一台金属探测器，培训时见过的型号，旁边还放着一本《街区人员名册》。弗拉基米尔的心脏跳得飞快，他想起科瓦廖夫的提醒：“这种探测器对铜制设备敏感度低，把东西贴在皮带内侧就能蒙混”—— 他赶紧把磁带播放器往皮带内侧按了按，又把钢笔刀塞进风衣内袋的夹层。
“身份卡。” 安保人员伸出手，指尖夹着一支铅笔，目光在两人的风衣上扫来扫去。弗拉基米尔递过身份卡，对方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突然指着卡角的钢印：“你们的钢印怎么这么模糊？市政厅的新卡钢印都很清晰。”
安德烈突然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个月搬家时卡掉水里了，市政厅给开了证明，您看 ——” 纸条是用东区市政厅的信笺写的，落款盖着模糊的公章，“再耽误就赶不上和客户的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