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4 月的列宁格勒，傍晚的雨丝像冰冷的针，扎在弗拉基米尔的脸上。他跟在两个穿黑大衣的特工身后，走进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的办公楼，走廊里的白炽灯忽明忽暗，墙上 “为苏维埃安全献身” 的标语被雨水洇出深色的痕迹，像一道道未愈合的伤疤。副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最深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钢笔敲击桌面的声响，每一下都像在为他的命运倒计时。
“进来。” 副局长的声音透过门缝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弗拉基米尔推开门，看到副局长坐在宽大的橡木桌后，手里捏着那份他从彼得家搜出的 “普通拖拉机零件图”，桌角还放着一本摊开的黑色封皮册子 —— 那是克格勃内部的《审讯流程纲要》，只印了 “基础问话规范” 等表面内容，真正的高压手段从不会落在纸上。副局长的指尖在纲要边缘反复摩挲，眼神里藏着一丝弗拉基米尔读不懂的急切，像是在催促着什么。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副局长把零件图扔在桌上，纸张在空气中划过刺耳的声响，“一张连中学生都能画的拖拉机零件图，你却拿它当‘彼得无辜’的理由？弗拉基米尔，我看你是被嫌疑人的眼泪骗昏了头！” 他手指叩了叩桌面，语气陡然严厉，“昨天我就跟你说过，按内部培训的流程来 ——24 小时不让彼得合眼，每两小时重复一次问题，这是惯例，不用我再教你吧？”
弗拉基米尔的手指攥紧了口袋里的病历复印件 —— 那是他从彼得妻子手里借来的，卡佳的白血病诊断记录上，医生的签名 “伊万诺夫?尼古拉” 还带着墨香，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模一样。“副局长，彼得确实是被中情局骗了。” 他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避免流露出过多的情绪，“中情局利用他女儿的病情，用假情报诱骗他收钱，目的是制造‘苏联技术员通敌’的假象，扰乱我们的判断。”
“假象？” 副局长突然拍了桌子，桌上的墨水瓶晃了晃，黑色的墨水溅在《审讯流程纲要》上，晕开一小片污渍，“那 200 美元是假的？黑市商人的指纹是假的？还是你觉得，克格勃的线人会拿这种‘假象’浪费我们的时间？” 他站起身，走到弗拉基米尔面前，身高带来的压迫感让空气都变得沉重，“我告诉你，弗拉基米尔，现在波兰波兹南的工人罢工情绪正浓，西方媒体天天炒作‘东欧反苏浪潮’，总部要的是‘破获间谍案’的结果，堵住那些人的嘴 —— 这是政治任务，不是你谈‘良知’的地方！” 说这话时，副局长的目光刻意避开了弗拉基米尔的眼睛，落在墙角的阴影里，像是在掩饰什么。
弗拉基米尔的喉咙发紧，他想起父亲的复查报告 —— 那份还在副局长手里的文件，只要副局长在总部那边递句话，父亲 “观察期” 的帽子就永远摘不掉，甚至可能重新被安上 “疑似清洗参与者” 的罪名。他也想起索尼娅传来的消息，娜佳烧到 39.5 度的声音像一根针，扎在他的心上。可他看着桌上的零件图，想起彼得在审讯室里绝望的眼神，想起卡佳躺在病床上微弱的呼吸，又无法说服自己签下那份 “认罪记录”。
“副局长，我请求再给我 24 小时。” 弗拉基米尔抬起头，迎上副局长的目光，“我去找到那个穿灰色大衣的中情局特工，只要抓住他，就能证明彼得是被诱骗的。到时候再定案，既不会影响克格勃的威信，也不会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24 小时？” 副局长冷笑一声，从抽屉里掏出一份文件，扔在弗拉基米尔面前，“你看看这个。” 那是彼得的 “初步定罪报告”，末尾已经签好了彼得罗娃和瓦西里的名字，只剩下 “审讯组长” 的空白栏，旁边还附着一张纸条，是彼得罗娃的笔迹：“弗拉基米尔情绪不稳定，建议更换组长，确保任务完成。”
“你以为彼得罗娃和瓦西里为什么签得这么快？” 副局长的声音冷得像冰，“他们知道，克格勃不需要‘心慈手软’的特工。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现在就在报告上签字，明天一早彼得案正式结案，我帮你把你父亲的复查报告递到总部优先审批；要么你继续‘找证据’，我现在就拟写你的调职申请报莫斯科总部 —— 西伯利亚 734 监听站常年缺人，你去那里‘冷静’几年，你父亲的事，从此别再提。”
弗拉基米尔的手指抚过报告上的空白栏，钢笔尖的冰凉透过纸张传来。他想起去年在克格勃学院，教官私下说的话：“在国家安全面前，个人的良知和家庭，都是可以牺牲的筹码。” 那时候他以为自己能做到，可当筹码变成彼得的命运、父亲的名誉，还有娜佳的生命时，他才发现，所谓的 “牺牲”，比想象中沉重百倍。
“我……” 他刚要开口，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彼得罗娃拿着一份电报走进来，脸色凝重：“副局长，莫斯科总部来电，说‘第二个目标安娜已经锁定，在列宁格勒电台工作，要求我们明天一早实施逮捕’。” 她的目光扫过弗拉基米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还有，弗拉基米尔同志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