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4 月的列宁格勒，午后的阳光被乌云遮蔽，克格勃临时审讯室的窗户紧闭着，糊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连风都透不进来。弗拉基米尔坐在橡木桌后，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面前摊着彼得的档案，照片上那个戴眼镜、眼神专注的技术员，此刻正被手铐锁在对面的铁椅上，蓝色工装沾着尘土，头发凌乱得像被狂风扫过，下巴上的胡茬泛着青黑色，显然一夜没合眼。
“彼得?伊万诺夫，1921 年出生，1941 年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负责军工物资运输，1945 年进入拖拉机厂，1955 年获评‘先进工作者’，负责 T-54 坦克变速箱改良设计。” 彼得罗娃的声音打破沉默，她手里的钢笔在记录册上划过，发出 “沙沙” 的声响，像在给这场审讯倒计时，“线报显示，你在 3 月 15 日、22 日、29 日，三次通过黑市商人向中情局传递军工图纸，收了共计 300 美元，是吗？”
彼得的肩膀颤了一下，头埋得更低，手铐在铁椅扶手上磨出轻微的 “咔嗒” 声。“我没有。”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透着疲惫，“我是苏联的技术员，怎么会给中情局递图纸？那是诬陷。”
“诬陷？” 彼得罗娃放下钢笔，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像冰冷的探针，“我们在你家衣柜夹层里搜出了 200 美元，都是 1955 年版的美国纸币，上面还留有黑市商人的指纹。你要怎么解释？”
彼得的手指猛地攥紧，指节泛白，指甲几乎嵌进掌心。他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缓缓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绝望：“钱是我拿的，但我没递图纸。那些美元，是为了给我女儿买药用的 —— 不是治白血病的药，是救她命的青霉素。”
弗拉基米尔的手指顿住了。他想起昨天在工人宿舍楼下，便携式步话机里那个陌生男声的提醒，心里的疑团像被投入石子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说清楚，你女儿的病和青霉素有什么关系？” 他刻意放缓语气，避免像彼得罗娃那样带着审讯式的压迫，“白血病需要的不是抗生素，这点你应该清楚。”
彼得的喉咙滚动了一下，眼泪突然涌了出来，顺着脸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沾满灰尘的工装上。“我女儿卡佳，今年 6 岁，去年冬天查出白血病。医生说，白血病会让她免疫力变得像纸片一样薄，稍微感冒就会引发肺炎 —— 那种细菌感染，不用青霉素根本压不下去。” 他的声音带着哽咽，每说一句都要喘口气，“真正治白血病的药叫‘氨甲蝶呤’，可医院里没有，黑市上一支要 80 美元；就连预防感染的青霉素，一支也要 50 美元。我一个月工资才 75 卢布，换算成美元还不到 10 块，怎么买得起？”
瓦西里靠在墙角，手里的枪垂在身侧，原本紧绷的嘴角微微松动。他在列宁格勒出生长大，比谁都清楚 1956 年的物资困境 —— 匈牙利事件后，西方对苏联的药品封锁几乎断绝了进口渠道，去年他邻居家的孩子就是得了白血病，并发肺炎后缺青霉素，没撑过一周。
“3 月 10 号，有个穿灰色大衣的男人找到我。” 彼得接着说，声音里带着残留的恐惧，“他说能帮我弄到‘两种药’，一种是治感染的青霉素，一种是延缓白血病的氨甲蝶呤，条件是让我给‘朋友’带几份‘工厂零件图’，事后给我 300 美元。我一开始不同意，可卡佳那天烧到 40 度，医生说再没有青霉素，肺炎会烂进肺里 ——” 他突然捂住嘴，肩膀剧烈地颤抖，再也说不下去。
彼得罗娃皱起眉头，钢笔在记录册上敲了敲：“你说的‘零件图’，就是 T-54 坦克的变速箱改良图？别以为编这种‘救女心切’的谎话就能蒙混过关，中情局最擅长教嫌疑人用家庭当挡箭牌。”
“不是！” 彼得突然提高声音，手铐在铁椅上撞出刺耳的声响，“我给的是普通拖拉机的变速箱零件图！那个男人说‘朋友’只是想了解苏联农机技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中情局的人！要是知道，就算卡佳…… 就算卡佳不在了，我也不会拿国家的东西换！”
弗拉基米尔的心里一沉。他想起第一卷伊万案的教训 —— 太多被指控 “通敌” 的人，都是被情报机构用 “信息差” 诱骗的普通人。他伸手摸向帆布包里的便携式步话机，金属外壳还带着凉意，这是昨天从总局领的设备，此刻突然意识到，或许可以用它联系医院核实病历。“我需要暂停审讯，去医院确认卡佳的病情和用药记录。” 他看向彼得罗娃，“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抓的就是个被胁迫的父亲，不是通敌者。”
“你疯了？” 彼得罗娃的声音提高了些，“副局长给的期限只有 3 天，现在去医院浪费时间，要是完不成任务，你父亲的复查报告就彻底没指望了！”
“如果我们定了一个无辜者的罪，才是真的给克格勃丢脸。” 弗拉基米尔站起身，抓起桌上的档案和步话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