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沈琳轻描淡写说出的“戴雨农（戴笠）那边，也需要有这样一双眼睛”这句话，如同一声微弱的钟鸣，在沈放耳边久久回荡，驱散了获得新职位的短暂欣喜，将他拉回到残酷的现实博弈之中。家宴散去，回到自己房间，沈放反锁上门，窗外南京的夜色沉静，他的心却如江潮般汹涌。
“戴笠也需要……” 这句话蕴含的信息量极大，且细思极恐。沈琳为何能如此肯定戴笠的态度？这绝不仅仅是基于局势的合理推测。可能性只有一个：在为他谋取这个职位的过程中，沈琳乃至她所代表的宋美龄一方，与戴笠的军统系统，有过某种程度的沟通或默契。
这并不奇怪。西安事变中，戴笠的态度虽显暧昧，但最终必然倾向于保蒋，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和派”目标一致。事变和平解决后，各方势力重新洗牌，在“共御外侮”的大旗下，原先的派系斗争虽未消失，但必然需要新的协调与合作。安排一个像沈放这样背景复杂、身处关键位置的人，军统不可能不关注。最大的可能是，沈琳在向宋美龄进言时，宋美龄或其智囊考虑到了这一层，甚至可能通过某种渠道（比如宋美龄对戴笠的影响力，或者更上层的授意）与戴笠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让沈放这个“自己人”（在戴笠眼中是“青瓷”）占据这个经济要津，对各方都有利。
想通了这一层，沈放背后渗出冷汗。这意味着，他看似摆脱了“东亚兴业”的泥潭，实则跳进了一个更复杂、监管更严的漩涡。他现在不仅要面对日本“影”集团的觊觎和试探，更要直接承受军统戴笠的审视和利用。他成了多方势力角力棋盘上的一枚关键棋子，每一步都必须如履薄冰。
然而，危机中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这个职位赋予他的合法身份和接触核心信息的权限，是之前无法比拟的。他必须尽快站稳脚跟，将这把双刃剑舞好。
第二天一早，沈放便以新官上任的姿态，开始行动。他首先需要处理与“东亚兴业”的切割。他亲自给杜文渊打了个电话，语气恭敬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无奈”和“兴奋”。
“杜博士，我是沈放。有个情况要向您汇报。承蒙家姐和上面看重，给我在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安排了个差事，负责长江航运协调方面的事务。您看……这‘东亚兴业’的顾问一职，恐怕暂时难以兼顾了，实在抱歉！”
电话那头，杜文渊沉默了几秒，随即发出爽朗的笑声，听不出丝毫芥蒂：“哎呀！沈先生，这是大好事啊！恭喜高升！这说明沈先生的能力得到了上面的认可！我们‘东亚兴业’与运输统制局日后少不了合作，沈先生在那边，正好可以为我们双方牵线搭桥，这可是求之不得的缘分呐！顾问的名分，您尽管挂着，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日常事务绝不劳烦您！”
杜文渊的反应，完全在沈放预料之中。对他而言，沈放进入运输统制局，不是损失，而是天大的利好！这意味着“影”集团的触角可以更直接、更合法地伸向国民政府的战略物资调配核心。他巴不得沈放继续挂着顾问头衔，这层关系就是最好的掩护。
紧接着，中村一郎的电话也打了过来，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但祝贺之余，却多了几分“业务探讨”的意味：“沈先生，祝贺您。新的岗位责任重大，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长江航运的安全与效率至关重要。希望今后能加强沟通，特别是在……信息共享方面，避免误会，提高效率。” 这番话，既是示好，也是明确提出了情报需求。
沈放心中冷笑，面上却热情回应：“中村先生太客气了！以后工作上肯定需要您和杜博士多多指点。有什么需要协调的，我一定尽力。”
初步稳住“旧主”后，沈放立刻着手熟悉新岗位。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统制局设在南京城内一栋戒备森严的西式建筑内。沈放持委任状报到，受到了表面上的礼遇。他的办公室不大，但位置关键，可以接触到大量航运调度、物资清单和稽查报告。他深知这里眼线遍布，言行举止格外谨慎，对下属和颜悦色，对上司恭敬有加，完全是一副虚心学习、力求上进的年轻官员模样。
他做的第一件实事，就是调阅了近半年来长江中下游各主要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主要货物品类及流向的报表。他刻意从宏观数据入手，避免过早触及敏感的具体运输任务。在第一次内部协调会上，他针对报表中发现的几个运输效率低下的环节，提出了几条不痛不痒但合乎逻辑的改进建议，显示出自己的“用心”和“能力”，又不过于锋芒毕露。这种稳健的表现，让一些原本对他“空降”有所微词的同僚，也稍稍改变了看法。
然而，沈放的真正目标，是尽快建立一条安全的情报传递渠道。他不能一直被动等待“老家”的联系，必须主动创造机会。他想到了一直卧病在家的表弟陈明远。陈明远精神已渐好转，但深居简出，外界皆知他受创颇深，不会引起怀疑。沈放以“让明远散散心，帮整理些文书”为名，征得父母同意，让陈明远偶尔到他的办公室帮忙，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