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的最后两周，对于沈放乃至整个中国而言，都如同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自沈琳毅然陪同宋美龄飞赴西安后，沈公馆便陷入了一种更为焦灼的等待。收音机里每天播放着相互矛盾的消息，官方公告语焉不详，民间谣言却如同野火般蔓延。何应钦主导的“讨逆”大军已兵临潼关，战争的阴云密布，似乎随时可能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的深渊。
沈放每日依旧按部就班地去“东亚兴业”办事处点卯，与赵德明虚与委蛇，应付中村一郎日益犀利的审视。杜文渊表面上对西安事变表示“遗憾”和“关切”，但沈放能从其眼底深处捕捉到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奋与期待。中村一郎更是多次“无意”间与他讨论“支那”政局的不稳定性，言语间充满了对中国即将陷入更大混乱的预判。显然，“影”集团正期盼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沈放内心却燃着一丝微弱的希望之火。他深知，一旦内战爆发，得益的唯有日寇。他暗自祈祷大姐沈琳和宋美龄的努力能够成功，期盼着和平解决的可能。每一次从办事处回到沈公馆，他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是否有西安来的消息。父亲沈伯谦的书房依旧门户紧闭，但来往的军政要员神色间，似乎少了几分最初的慌乱，多了几分复杂的凝重。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沈放感觉到，事情或许正在向某个方向悄然转变。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下午。南京的天空依旧阴沉。沈放刚从办事处回来，正与心神不宁的母亲在客厅说话，突然，大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而响亮的汽车喇叭声和喧哗声，打破了公馆连日来的死寂。
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管家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狂喜，声音都变了调：“老爷！夫人！回来了！大小姐回来了！”
“什么？！”
客厅里所有人都惊得站了起来！
只见风尘仆仆却容光焕发的沈琳，在一群随从的簇拥下快步走进客厅。她虽面带倦容，但眉宇间充满了激动与如释重负的喜悦。
“爸！妈！委员长平安抵达洛阳了！事变和平解决了！”沈琳的声音带着哽咽，却异常清晰响亮。
这一消息，如同春雷炸响，驱散了笼罩在沈公馆上空长达半月之久的阴霾！沈母顿时喜极而泣，连一向沉稳的沈伯谦也激动得手指微微颤抖，连声道：“好！好！平安就好！和平解决就好！”
原来，就在当天下午，在各方努力下，尤其是宋美龄、宋子文兄妹及端纳等人的全力斡旋下，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基本主张。张学良为确保蒋的安全，亲自陪同其乘坐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洛阳。一场足以引发国家分裂的巨大危机，终于以戏剧性的方式得以化解。
很快，官方电台正式发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整个南京城仿佛瞬间从冬眠中苏醒过来，鞭炮声（尽管政府可能禁止，但民众自发庆祝）、欢呼声此起彼伏，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弥漫在空气中。这与之前何应钦等人营造的战争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民心向背，一目了然。
沈放站在喧闹的客厅里，看着喜极而泣的家人，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最大的危机解除了，中国避免了一场浩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望形成，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计划的沉重打击。他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和激动。
然而，职业的本能让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事变和平解决，主和派（尤其是宋美龄、宋子文一派）声望空前高涨，而主战的何应钦等人则黯然失色。大姐沈琳作为宋美龄的密友和此次和平解决的亲身参与者，其地位和影响力必将水涨船高。这对他而言，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接下来的几天，沈公馆门庭若市，前来道贺的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络绎不绝。沈琳俨然成了英雄般的人物，应酬不断。沈放敏锐地注意到，大哥沈钧对大姐的态度也愈发敬重，连带着对他这个“不争气”的三弟，也少了几分苛责，多了几分审视。
沈放知道，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并没有急于向大姐开口，而是更加低调谨慎，在家庭聚会中，刻意流露出一种“历经世事，渴望安定，为国家做点实事”的沉稳态度。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夸夸其谈，反而在听到别人议论时事时，会露出沉思的表情，偶尔说一两句经过深思熟虑、显得颇有见地的话，尤其是在涉及经济建设和物资运输等方面。他巧妙地展示着自己“成长”的一面。
时机很快到来。新年（1937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沈琳难得有空，在家中设了一场小型家宴，只限于自家核心成员。席间气氛融洽，自然谈到了西安事变的惊险历程和后续影响。沈琳感慨道：“经此一役，我才真正明白，国家积弱，内部纷争只会让外敌有机可乘。如今好不容易促成和解，往后更需上下一心，共御外侮。尤其是经济命脉和战略物资的调配，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混乱不堪了。”
沈放知道，关键时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