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召见像一块石头投入深潭，表面上没有激起太大涟漪，但沈放能感觉到，水下暗流已然汹涌。军统这台庞大的特务机器，一旦启动，就不会轻易停止。他对“影”和宋公馆的指控，无论戴笠信了几分，都必然会引起内部的秘密调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同时，将注意力转向那个意外发现的线索——精工舍钟表行。
接下来的几天，沈放表现得异常“安分守己”。他不再主动去打探什么，甚至连财政部都去得少了，大部分时间要么窝在沈公馆，要么就去几家熟悉的俱乐部打打桌球、看看电影，一副被码头事件吓破了胆、决心远离是非的模样。这种低调，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为了麻痹可能存在的监视者。
但他暗地里，却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关于“精工舍”的信息。他并没有直接靠近那家钟表行，而是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他先是装作对钟表突然产生了兴趣，在与几个喜欢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闲聊时，有意无意地提起南京城里哪家钟表行的货好、师傅手艺精。
“听说新街口那边新开了家‘精工舍’，东洋货，不知道怎么样？”沈放摆弄着手腕上的一块欧米茄，故作随意地问道。
“精工舍？”一个家里开百货公司的公子哥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一家，门面不大，挺低调的。东西嘛，听说都是日本直接过来的精工牌，质量是不错，就是款式老气了点，不如瑞士表时髦。怎么，三少对东洋货感兴趣了？”
“随便问问。”沈放岔开话题，“我还是喜欢瑞士表，机芯好。”
另一次，他借口要给父亲选一块怀表做寿礼，向一个在政府接待部门工作的朋友打听，南京有没有接待日本商团比较多的场合或者店铺，想看看日本人的喜好。那位朋友想了想，提到了几家日料店和茶社，最后补充了一句：“哦，对了，有些日本商人好像挺喜欢去一家叫‘精工舍’的钟表行，据说那里的老板是个中国通，很会来事。”
零碎的信息拼凑起来，勾勒出“精工舍”的大致轮廓：一家新开的、主要经营日本精工牌钟表的店铺，门面低调，但似乎在日侨和与日方有来往的中国人中小有名气，老板是个“中国通”。杜文渊在吉田刚出事的敏感时刻，出现在那里，并与一位看似地位不低的日本老人交谈，这绝不寻常。这家钟表行，很可能不仅仅是个卖表的店铺。
沈放决定，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精工舍”。但直接上门太过冒险，他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
机会很快来了。财政部一位司长的老太太过七十大寿，司长广发请帖，沈放自然也收到了一份。这种官场应酬，他平时能推则推，但这次，他决定参加。因为这位司长，恰好是个钟表收藏爱好者。
寿宴设在中央饭店，场面热闹非凡。沈放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应付着各路官员和家眷，心思却不在酒宴上。等到气氛最热烈时，他端着酒杯，凑到了那位司长身边。
“刘司长，恭喜恭喜！老太太福如东海！”沈放说着吉祥话。
“哎呀，沈副主任，同喜同喜！你能来，蓬荜生辉啊！”刘司长满面红光。
闲聊几句后，沈放话锋一转，压低声音，做出一副请教的样子：“刘司长，听说您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最近想淘换块老怀表，最好是品相好点的舶来品，您看南京城里，哪家店靠谱点？我可听说现在赝品不少。”
刘司长一听是问钟表，顿时来了精神，侃侃而谈：“沈副主任问对人了！这玩意见，水深！一般来说，还是亨得利、惠罗这些老字号稳妥。不过……”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要说淘换有点意思的老货，特别是东洋来的老怀表，新街口有家新开的‘精工舍’，倒是偶尔能有点好东西。那儿的老板姓高，有点门路，就是价格不菲。”
精工舍！老板姓高！沈放心中一动，脸上却露出感兴趣的神色：“精工舍？东洋表？听着挺新鲜。改天我得去瞧瞧。”
“可以去看看，就说我介绍的。”刘司长颇为自得。
寿宴结束后，沈放觉得时机成熟了。两天后的一个下午，阳光明媚，他独自一人，穿着休闲的西装，像是闲逛一般，来到了新街口附近。他故意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子，确认没有“尾巴”之后，才不紧不慢地走向那家挂着“精工舍”招牌的钟表行。
钟表行门面果然不大，装修是简洁的东洋风格，原木色的门框，擦得锃亮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各式精工牌手表和座钟，看起来与普通钟表行无异。沈放推门走了进去，门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
店内光线明亮，陈设整洁。一个穿着灰色长衫、戴着圆框眼镜、看起来五十岁上下的掌柜迎了上来，脸上带着职业化的谦和笑容：“先生，想看点什么？里面请。”他说话带着点江浙口音，正是刘司长提到的“高老板”。
沈放目光快速扫过店内。除了高老板，还有一个小学徒模样的年轻人在柜台后擦拭钟表。店面不大，一览无余，后面似乎还有个门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