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已近上午十点，沈放才被窗外刺眼的阳光晃醒。宿醉带来的钝痛感如约而至，太阳穴突突直跳。他呻吟一声，把脸埋进柔软的羽绒枕头里，磨蹭了好一会儿，才挣扎着坐起身。
卧室里窗帘厚重，依旧隔绝了大部分光线，只有缝隙里漏进的那一道，在深色地毯上投下一条亮金色的光带，空气中漂浮着细微的尘埃。奢华的房间寂静无声，与昨夜百乐门的喧闹恍如隔世。
他赤脚踩在地毯上，走到窗边，“哗啦”一声拉开了窗帘。秋日明媚的阳光瞬间涌了进来，刺得他眯起了眼。楼下花园里，园丁正在精心修剪着冬青树篱，发出有节奏的“咔嚓”声。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有序，是南京高层官邸再寻常不过的一个上午。
沈放揉了揉发胀的额角，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按响了床头的唤人铃。
片刻后，房门被轻轻推开，进来的是在沈家待了多年的老佣人吴妈，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和几片苏打饼干。
“三少爷，醒啦？头疼了吧？快先把这喝了，暖暖胃。”吴妈语气里带着惯常的慈爱和些许无奈，将托盘放在床头柜上，“老爷一早就去党部了，大少爷、二少爷也都没回来，小姐一早就出门访友去了。”
沈放“嗯”了一声，端起牛奶喝了一口，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稍微缓解了胃里的不适。他知道吴妈话里的意思，父亲和兄长们忙于“党国大事”，对他这个昼夜颠倒、醉生梦死的三儿子，早已是半放弃状态，只要不惹出大麻烦，便也由着他去。
“吴妈，几点了？”
“快十点了，三少爷。部里……今天还去吗？”吴妈试探着问。谁都知道三少爷在财政部那个“特别物资管理委员会”的差事，就是个领干饷的闲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他几次人影。
沈放像是才想起这茬，皱了皱眉，显得有些不耐烦：“去吧，总得去点个卯，不然老头子那边又该唠叨了。”他三两口把饼干塞进嘴里，含糊道：“备车。”
“哎，好。”吴妈应声下去了。
沈放慢吞吞地洗漱，换上另一套做工精致的灰色格纹西装，对着镜子仔细打好领带，又恢复了那副翩翩贵公子的模样，只是眼底还残留着一丝宿醉的青黑。他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下那种漫不经心、略带疲惫的笑容，觉得差不多了，才拿起公文包——里面照例只塞了几份过时的报纸和一本赛马杂志——下了楼。
黑色的雪佛兰轿车已经等在门口。司机拉开车门，沈放弯腰钻了进去，报出财政部大楼的地址，便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汽车驶出颐和路公馆区，汇入南京白日的车流。街道两旁，各式各样的招牌林立，穿着长衫、西装、学生装、工装的人们行色匆匆，报童挥舞着报纸高声叫卖，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展现着首都表面的活力。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巡逻的警察和宪兵比以往多了，一些重要的路口还设置了沙包工事，气氛隐隐透着紧张。街角贴着“戡乱救国”、“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旁边或许就覆盖着模糊不清的、更为激进的传单残迹。
财政部大楼位于中山北路，是一栋气派的西式建筑。沈放的车直接开进了大院，门口卫兵显然认得这辆车，并未阻拦，反而敬了个礼。
沈放拎着那个几乎空着的公文包，懒洋洋地走进大楼。大理石的地面光可鉴人，穿着中山装或西装的工作人员抱着文件匆匆来往，看到沈放，大多投来或好奇、或鄙夷、或羡慕的一瞥，然后迅速移开目光，低声交谈着。
“特别物资管理委员会”在三楼一个僻静的角落，占了不大的几间办公室。这里名义上负责协调一些战略物资的调配，实则是个众所周知的清水衙门兼关系户安置点，真正有油水的业务，也轮不到这个委员会经手。
沈放推开自己那间副主任办公室的门，一股纸张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办公室不小，红木办公桌、真皮沙发、文件柜一应俱全，但桌上除了一部电话和一套文房四宝，干净得不像有人办公。窗台和文件柜顶落了一层薄灰。
他随手将公文包扔在沙发上，自己也瘫进宽大的皮椅里，把脚翘到桌沿，拿起电话，拨了个内线号码。
“喂，老刘啊，我，沈放。嗯，来了……没什么事儿，就过来看看。你忙你的。”他对着电话那头——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一个谨小慎微的老官僚——敷衍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然后，他真就从公文包里抽出那本赛马杂志，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仿佛这就是他一天的全部工作。
约莫过了半小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请进。”沈放头也没抬。
门开了，进来的却不是预想中前来请示工作的下属，而是一个穿着藏蓝色中山装、戴着金丝边眼镜、身材微胖、面带和善笑容的中年男子。
“沈副主任，忙着呢？”来人声音温和，自带三分笑意。
沈放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