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晚萍六岁时没了妈，葉县老家只有她父亲和叔叔两个亲人了。其他的亲戚平时几乎不来往，但每逢过年回家，碰面还是热络得紧。
方晚萍很惦念他们，在A市，她总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从小在陈遇耳边说A市人清高冷漠，排斥外地人。
在方晚萍给陈遇的陈述里，1992年她从B省初来A市，就被工厂同事骗着嫁给了陈继刚这个一穷二白的窝囊废。
陈继刚在她大着肚子的时候抢她微薄的工资，说“夫妻俩应该一起分担”，方晚萍不给，陈继刚就对她大打出手，把她整个头都打肿了。
陈继刚跑到二楼夫妻俩的房间里翻箱倒柜，从天花板上的五爪灯到门口的旧雨靴，全被他翻了一遍，没命似的找钱，还是没找到一张票子。气得又打方晚萍，骂骂咧咧的，邻居都被吵得来投诉。
方晚萍说，她坐月子的时候，陈家极其抠门，不给她吃好的，唯一一次荤腥是煮了一小碗鱼汤。
陈父陈母都不是东西，对陈继刚的家暴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会看着他打人，看完了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房间。
方晚萍恨A市，恨陈继刚，也连带着恨陈遇。
在陈遇十岁以前，因为生得稚嫩可爱，没有承受过太多这种恨的波及。
上小学时，陈遇印象最深的痛苦记忆是每天早上都会迟到，晚上同学都走光了，校园空了，自己还没人来接。
但也只有早晚是痛苦的，白日里和同学们一起上课还是很开心的。
但从初中开始，不开心的事变多了。
也许是因为工作辛苦劳累，生活压力变大，也许是经过日复一日的消耗不再有耐心，方晚萍就像变了个人格，看陈遇哪哪儿都不顺眼，常因一点鸡毛小事对她言语暴力。
陈遇大多时候并不是受不住骂，而是很多次明明是方晚萍自己记性不好，搞错了某件事，却固执得像牛一样冤枉陈遇。
陈遇口水都说干了，还是无法和她这年纪的农村女人沟通，每次都以隐忍落泪收尾。
陈遇就是从那时候染上爱哭的习惯的。
她常在深夜里无声流泪，泪水在枕头上留下一道道白痕，是盐印子，水分蒸干了留下的痕迹。
方晚萍洗枕头的时候骂：“神经病！脑子有问题！一家子的神经病！”
在陈遇初中的时候，方晚萍经常用“神经病”这个词评价她。是因为陈继刚的母亲有精神病史，方晚萍就觉得这一家子的基因都不好。
后来过了很多年，陈遇从立京回到浅川，告诉方晚萍这些儿时的痛楚，方晚萍像没有听见一样，第二天就忘了。
陈遇知道，她没有对自己破口大骂已是收敛了。
在方晚萍的认知里，心理创伤造成的心理问题就是“精神病”，属于脑子有泡，是理所应当要被控诉和羞辱的。
是极其丢人的事情，是家丑。
提及更进一步的行为，她对陈遇说：自杀的人是世界上最没门道的人了。自己死了，父母倒大霉！没出息，更没良心！
直到很久以后陈遇才明白，这不是晚辈和长辈的代沟问题，也不仅仅是观念不合，甚至不能简单归结于“原生家庭的不幸”。
这是横在善和恶之间物理上无法跨越的鸿沟。
方晚萍在陈遇三十岁以前经常跟她提一个词：你要“争气”，要帮我争口气。
陈家亲戚欺负人，小破厂的同事排挤人，A市看不起她这个初中文化的小县城乡巴佬。所以你必须出人头地，要帮我把面子争回来，把受的气都还回去。
陈遇从小被灌输这些，离家以后才慢慢纠正自己的意识。
她活着，是为拥抱这个世界。她得去看明媚的晴天和灿烂的花海，哪怕偶尔忧伤于荒漠和雨季，哪怕陷在困境里独自挣扎，哪怕以疲惫之身奔波劳碌，也都只为体验自己的人生。
她从不是为了给另外一个人“争气”而活。
晚上到达葉县。
方世桓开车来接他们母女，陈遇站在路口，晕车的不适还在侵占她的大脑。方晚萍低头摆弄着手机，不知在和哪位亲戚说着什么。
一道闪光灯迎目而来，方世桓摁了下喇叭，车窗缓缓摇下，喊了句：“姐姐。”
“诶，快来快来！”方晚萍招呼陈遇。
两人拖着大包小包上了车。
方世桓问着陈遇的近况和期末成绩，陈遇礼貌一一应答，透过窗边的微缝呼吸着葉县夜晚的空气。
到达外公的老房子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推门进入，还是熟悉的木质环境，家具放的位置都没变。陈遇四处打量着，有种既紧张又心安的感觉。
不一会儿，两位年迈的老人从里屋走出来。
陈遇跟着母亲上前，礼貌呼唤：“外公，小阿公。”两位老人笑容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