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好奇地看着我，问道：“你研究过董仲舒？”
“谈不上研究。”我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说辞，免得引起父亲的特别关注，“几个月前参加过一个文化论坛，有人做了题为《董仲舒对华夏文化的贡献》的演讲，结果被一位学者狠狠地批了一通。那位学者说，董仲舒为了让自己创建的儒术获得封建帝王的青睐，抛弃了作为儒生和学者的操守，不仅迎合汉武帝集权一统的需求，更是为了儒术能有个好前程，专门为汉武帝量身定做了一套理论。当时学者没具体说是什么理论，我猜应该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套东西吧？”
“学者的话没错。”父亲点了点头，“其实站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董仲舒创造的儒术，又何尝不是一场悲剧和笑话。”
父亲的话让我十分意外。被董仲舒篡改后的儒术成了封建正统思想，被统治者用来治理百姓长达两千多年，各朝各代的封建帝王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恭敬态度，足以说明儒家在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的地位不可动摇。父亲为什么又会说这是悲剧和笑话呢？
“爸，您这个观点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忍不住追问，“您为什么认为董仲舒创建的儒术是一场悲剧和笑话？”
“这很好理解。”父亲又拿起一支烟，却没有点燃，“一种思想本该具有指导行为的特质，即便是封建政权，也应该在某种文化的指导下运行。可董氏儒术为了得到或巩固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刻意迎合统治者急需统治工具的需求。那么，一种因为工具性需要而产生的思想，其本质是什么？因为需要才去创造，完全本末倒置，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有道理。”我点了点头，说道，“文化本是人类驱逐黑暗的武器，也就是说，一种思想首先得有指导人们驱散黑暗的价值。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才去创造思想，这种行为的确是本末倒置。”
“没错。”父亲深表赞同，“从人类认识世界的一般规律来看，真理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这符合人们认知世界的逻辑。可董仲舒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认识的起点又在哪里？显然，这种认识无法从实践中得来。退一步说，就算有人想用三纲思想指导实践，又该如何操作？即便有人极力推行，最多也只能做做表面功夫，沦为口头上的实践 —— 因为没有人会真正认为自己从身体到意识，都完全从属于另一个人，哪怕在帝王面前也是如此。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实践，不是儒术的悲剧又是什么？”
父亲这么一解释，董氏儒术的确透着浓浓的悲剧色彩，就像一个人嘴上喊着不怕死，真到了生死关头，恐怕第一个就慌了神。但父亲说它还沦为了笑话，这又该怎么理解？于是我问道：“悲剧的意思我明白了，可要说它成了笑话，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更容易理解了。”父亲笑了笑，说道，“从‘大楚兴，陈胜王’开始，但凡出现推翻或打乱封建统治秩序的事，指导这些行动的肯定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借助‘天’‘神’或是‘宗教’的名义；反倒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等思想，成了从乱世走向治世的指导思想。乱世刚结束时，统治者大多会采取实用主义策略，让百姓休养生息；可一旦乱世彻底终结，政权稳固了，他们又会把儒术这套东西捡起来，当作统治百姓的工具。结果呢？长则几十年，短则几年，政权就会迅速腐败，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尖锐对立，直到进入下一个乱世的循环。”
“我明白了，这个观点其实不难理解。”我说道，“就像明朝的开国皇帝，最初以‘明教’为根基起事，立国后把功臣清理干净，便又开始用儒术愚弄百姓，开启新一轮的循环。从这个角度看，儒术思想在历史长河里，的确像个笑话。人类本性里就有实用主义的特质，我敢肯定，当政权面临崩塌时，掌权者要是发现抛弃儒术能迅速扭转颓势，哪怕有一种思想宣称‘民为君纲’，他们也会照单全收。就像李世民，总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挂在嘴边，那不过是唐初特殊历史时期的口号罢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需要的从来只是统治工具，而非真正的思想。”
“你小子能想到这一层，确实不容易。”父亲满意地点了点头，“不过对历史的思考，得从现象看透本质，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历史、认识历史。”
“爷俩这是叨叨个没完了？”母亲从卧室里出来，对父亲说道，“别在儿子面前显摆你的研究成果了，想想晚上应酬的事吧。”
母亲刚到客厅，齐珏就赶紧从卧室出来接话：“爸爸和卫国聊得这么投缘，我都不好意思出来，怕打扰了他们的兴致。”
“也是。”母亲点点头，对齐珏说道，“你爸平时没什么人跟他聊这些历史话题，这次就让他们多聊会儿，让你爸过过嘴瘾。不然等你们走了，他又该找我算账，说我干涉他和儿子聊天了。”
母亲拉起齐珏的手：“让他们爷俩接着聊，你陪妈出去走走。”
齐珏应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