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走后，我接着问父亲：“您还有什么新观点，说出来咱们一起探讨探讨。”
“谈不上什么新观点。”父亲笑了笑，说道，“不过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最后竟让我找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文化最黑暗的时期 —— 就是如今电视剧里经常标榜的康乾盛世。”
“没错。”我点头附和道，“现在不少电视剧都在给清王朝歌功颂德，但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和您完全相同的观点，批判大清摧残中华文化的罪恶行径。”
“是啊，清王朝作为落后民族统治先进民族的特例，本身就是一种讽刺。”父亲的语气沉了下来，“他们能夺得统治权，这本身就说明，随着历史发展，作为封建主导意识的儒术，其实并不具备真正造福华夏的能力。不然，文化繁盛的北宋为何连刚进入封建社会的契丹都无力应对？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南宋，又为何抵挡不住尚处在奴隶制初期的蒙古民族的进攻？同样，清朝初期，一个只有几十万人、仍处在奴隶制社会的民族，竟然能统治三亿人口、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两千年的民族。这是每个研究历史的人都该深入思考、探寻答案的课题。”
父亲说这些话时带着几分怒气，我也难掩心中的悲愤。高中学世界历史，得知宋朝的工商业发展水平远超后来曾统治地球几个世纪的欧洲，我就曾幻想：若宋朝的工商业发展趋势没有被外来民族打断，中国或许会比西方早几百年进入工业时代。当然，这只是幻想，虽然历史不容假设，现实就摆在那里，但总得刨根问底找出原因。
“先进民族被落后民族统治，必然是一种倒退。”我感慨道，“就像下棋，总跟水平低的人对弈，时间久了自己的棋艺也会退步。”
“你的比喻还是太客气了。”父亲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有时候退步是环境造成的，可历史上有些退步却是人为的。记得文学泰斗郭沫若曾说过：‘满人修四库而古书尽亡矣。’其实消亡的何止是古书？古书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他们真正想斩断的，是华夏文化的根脉啊。”
“是啊，现阶段学术界的论调确实很多。”我接话说道，“有些人把《四库全书》捧为伟大的文化工程，却对它对历史文化的摧毁视而不见，这恰恰说明，从清代起，许多文化和思想就已经被篡改了。”
父亲点了点头：“研究历史，就得在实证中探寻历史现象背后的根源。说穿了，这其实就是奴性文化的兴起，其根源正是董仲舒创造的‘三纲’思想。它在人格上划分等级、确立从属关系，让这种观念在漫长岁月里不断强化，成了人们眼中必然的认知。‘三纲’里臣、子、妻的地位，正是奴性的普遍表现。面对外来强敌时，这种奴性便化作卑恭、顺从、逆来顺受的惯性，这也是一百多年前民族懦弱的根源。”
“我明白了。”父亲的见解远比我深刻，我顺着他的思路说道，“所以当年满清几十万人入关，虽然有人反抗，但顺从才是主流，尤其是官僚士绅阶层。奴性心理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落后民族的统治。几十万人的民族去统治数亿人口，典型的蛇吞象，可悲的是，这种蛇吞象居然维持了两百多年。”
“这正是既可悲又可笑的地方。”父亲叹了口气，又点上一支烟，“一种被统治阶级用来管控百姓的文化，在异族入侵时只能让人选择顺从、接受统治，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当然，满清入关已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了，但八十多年前，小日本妄图吞并中国时的底气和胆量，谁敢说不是看准了当时国人身上的这种奴性？十多年的抗战，不仅是中国军民与日寇的战争，更是抗战军民与数量远超侵华日军的汉奸走狗的战争。”
他顿了顿，语气愈发沉重：“所以，当人们对西汉武帝歌功颂德时，我却觉得，他或许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但站在历史高度，单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件事，他就是历史的罪人。当然，那个篡改了儒学、将其变为儒术的董仲舒，同样难辞其咎。”
父亲说得没错。我暗自思忖，或许正是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被汉武帝采纳后，齐家看出了董氏儒术的弊端，才联合墨家和法家想扭转局面。可手握文化授权的君权又怎容他人挑战？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寻找月光之门，恐怕也是无奈的选择。
想到这里，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使命感 —— 或许真能通过解开月光之门“甲遁之用”的秘密，探查那段历史的真相，甚至去改变它。
这个突如其来的疯狂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倘若历史能被改写，华夏民族不再被奴性思维裹挟，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可这终究只是空想，除非时间真能倒流，让人回到过去，修正那个造成后世悲剧的历史阶段里出现的错误。
“好了，以后再聊吧。”父亲看了看手表，说道，“时间差不多了，等你妈回来，咱们先过去，别让你大伯和二伯等着。”
“好。”我应了一声，突然想起要找的易数大师，便问父亲，“西城有没有真正的易数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