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他猛地转过身，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对王萌，也像是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名为“小远”的幽灵说道，“把所有能调的，周边主要路口、沿线商铺，哪怕是私人安装的，只要是能覆盖到这片区域的，前后时间点的社会监控，全都调出来！重点排查一辆红色的，没有明显标识的小型车辆，尤其是面包车或封闭三轮，时间范围锁定在昨晚7点到今天凌晨1点！”
王萌看着张野眼中那簇骤然燃起的、混合着职业责任与个人执念的火焰，她沉默地点了点头。她清楚地知道，张野副队长这份超乎寻常的坚持，并不仅仅源于警察的职责本能，更关乎他内心深处那个无法愈合、时常在深夜折磨他的伤口。她没有多问，只是利落地应道：“明白，张队。我马上联系相关部门协调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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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过后，天色已然大亮，但太阳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光线苍白无力，无法驱散空气中那深入骨髓的寒意。
距离铁路桥洞大约两公里外的东风菜市场，开始了它一天中最喧闹、最富有生机的时辰。人声鼎沸，各种声音——摊贩声嘶力竭的吆喝、顾客精明的讨价还价、自行车铃铛的清脆声响、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以及运货三轮车的哐当作响——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庞大而杂乱的市井交响乐。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气味：新鲜蔬菜的泥土清香、活鱼摊的腥味、熟食店的卤香、以及地下污水沟隐约散发出的腐败气息。
张野和王萌穿梭在拥挤不堪、摩肩接踵的人流中，逐一询问着沿路的摊贩和店铺老板关于“深蓝色外套”和“红色无标识小型车辆”的信息。大多数摊贩正忙于一天中最重要的早市生意，对于警察的询问，要么是茫然地摇摇头，表示没注意、没看见；要么是带着几分不耐烦摆摆手，说这种打扮和车子在这一带太普通了，拉菜的、送调料的、收废品的，到处都是，谁能记得清具体哪一辆、哪一个人。
在市场中部位置，一家名为“老李家麻辣烫”的店铺前，更是围满了等待的食客，队伍排出去好几米远。一股异常浓郁、带着骨髓香味的骨汤气息从店里持续不断地飘出，在清冷的空气中凝聚不散，显得格外诱人。老板娘李红梅，一个四十多岁、身材微胖、系着一条沾满油污和汤渍的深色围裙的女人，正手脚麻利、几乎带着某种韵律感地给客人烫着各式食材。她掀开那个硕大的、不断冒着腾腾白气的不锈钢汤桶盖子，用一把长长的木柄勺在奶白色、持续翻滚着的汤汁里搅动了几下，同时亮开她那训练有素、极具穿透力的嗓门吆喝着：
“来咯来咯！新鲜出锅！祖传老汤，秘方熬制，越煮越鲜！不好喝不要钱嘞！”
她的脸上堆着热情洋溢、近乎程式化的笑容，眼神却像雷达一样灵活地扫视着排队的人群，计算着等待时间，安抚着焦躁的顾客，确保生意流程井然有序。
张野和王萌费力地穿过排队的人群，走到店前，亮明身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李红梅闻言，用搭在肩膀上一块已经看不出原色的毛巾擦了擦手，脸上那职业性的笑容收敛了一些，露出恰到好处的思索表情：“深蓝外套？红车？哎呦，警察同志，您这可真是问到我了。”她语速很快，带着本地口音，“咱们这市场，从早到晚，来来往往的红面包车多了去了，拉菜的、送豆腐的、运杂货的，样子都差不多，灰扑扑的，谁分得清哪个是哪个啊？至于穿啥衣服，那就更没注意了，忙起来哪顾得上看人家穿啥。”她的话语带着一种久经市井锤炼的精明和圆滑，既看似配合地回答了问题，却又巧妙地推卸了责任，没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信息。
张野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紧邻着的“惠民冷鲜肉店”。相比“老李家麻辣烫”门庭若市的热闹，这里显得格外冷清，甚至有些格格不入。柜台后面，只有一个看起来年纪很轻，约莫十八九岁，身材瘦削的学徒模样的男孩在守着。他穿着一件明显过于宽大的、浆洗得发硬却依然能看到点点油污的白色工作服，低着头，脖颈弯成一个柔顺而脆弱的弧度，正专注地用一把狭长锋利的切肉刀，处理着案板上一大块颜色深红、带着白色筋膜和脂肪的腱子肉。他的动作略显生涩，但很用力，刀刃落在厚实的木质案板上，发出沉闷而有规律的“咚咚”声。柜台上，立着一个用红色粗体字写得醒目的价签牌——“特价腱子肉12元/斤”。
这个价格，比市场里其他肉摊上同类产品普遍低了至少三块钱，甚至更多。偶尔有精打细算、对价格极其敏感的家庭主妇或者老年人被这离谱的低价吸引，犹豫着指指那块肉，学徒阿杰便默不作声地、依着顾客的要求割下一块，上秤，用塑料袋打包，收钱，找零，整个过程几乎一言不发，眼神始终低垂，回避与任何人对视，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者刻意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
张野的视线在阿杰手下的那块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