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东西都盖住。赵卫国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给每个受害者家属打了电话，说“案子还在查，请再等等”，可他自己心里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2000年的一天，赵卫国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没有寄件人地址，邮票是最便宜的那种，盖着铜城老城区邮局的邮戳。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旧地图，是十年前的铜城地图，纸页已经泛黄，边缘有些磨损。铜城老城区的街道用红笔圈了一圈，圈住的地方是一片即将拆迁的棚户区，那里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平房，因为要建新城，很快就要被拆掉了。地图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却能看清：“游戏暂停，不代表结束。”

    专案组立刻对棚户区进行了排查。拆迁工地上到处是断墙残垣，钢筋裸露在外面，像狰狞的骨头，碎砖和瓦砾堆得像小山。工人们说，这里早就没人住了，只有偶尔有流浪汉来躲雨，晚上也很少有人来。赵卫国带着人在里面搜了整整一天，从早上搜到傍晚，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都没找到。最后，在一间被拆了一半的屋子里，小王在一堆碎砖下面，找到了一个被丢弃的打火机防风罩，上面刻着一个模糊的“陈”字，防风罩已经生锈了，上面还有几道划痕。

    “是他！肯定是他留下的！”小李激动地说，眼睛里终于有了光，他接过防风罩，像接过什么宝贝一样，“我们赶紧拿去化验，说不定能找到指纹！”

    赵卫国把防风罩装进证物袋，递给技术科的同事，反复叮嘱：“一定要仔细查，哪怕只有一点线索也别放过。”可结果还是让人失望——防风罩上只有一些模糊的指纹碎片，根本无法比对，皮屑也因为时间太长，已经变质，提取不到有效的DNA。这条线索，又断了。

    2001年，局里进行人事调整，赵卫国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调去了分局做刑侦指导，不再负责这个案子。专案组的牌子被摘了下来，钉在墙上的照片和资料被一一取下，放进档案盒里。卷宗被贴上了“冷案”的标签，锁进了档案室最里面的柜子，柜子上的锁生了锈，打开时会发出“吱呀”的响声，像老人的叹息。小李接手了新的案子，是一起故意伤害案，很快就破了，可他每次跟赵卫国见面，都会问一句“那个案子，还会查吗”；小王去了外地学习DNA鉴定技术，临走前跟赵卫国说“赵队，等我回来，说不定能从旧证物里找到新线索”。只有赵卫国，每次路过档案室，都会忍不住停一下，伸手摸一摸那把冰冷的柜门，仿佛能摸到里面沉睡的线索，摸到那些受害者的等待。

    他开始在夜里做同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片空旷的操场上，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他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光束只能照到脚下一小块地方，光里满是灰尘。他往前走着，脚下是受害者们的影子，林晓燕的白球鞋、宋佳的《电力安全规程》、乐乐的铅笔……这些影子重叠、交错，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他困在中间。他想往前走，却怎么也走不动，只能站在原地，听着黑暗里传来的笑声，那笑声很熟悉，像是陈明勇的，又像是自己的。他知道，网的中心，有一个人，正躲在黑暗里，看着他。

    2002年的冬天，特别冷。铜城下了好几场雪，路面结了冰，走路都要小心翼翼。赵卫国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张磊当年留下的心理分析报告。报告的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有些地方被赵卫国画了横线，还有些地方写着他当时的疑问。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那行被划了两道横线的话：“他会回来的。不是因为他想回来，而是因为他无处可去。他的根在这里，他的‘游戏’也在这里，他离不开。”

    赵卫国把这句话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个字都刻进了心里。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雪花很小，却很密，很快就把地面盖白了。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笃定——陈明勇没有消失，他只是在等。等风声过去，等人们忘记，等下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他觉得可以重新开始“游戏”的时候。

    而他，赵卫国，也会等。等一个技术突破，等一个偶然的机会，等一阵能吹散迷雾的风，等那个藏在黑暗里的人，自己露出马脚。

    这一等，就是十三年。

    档案室的柜子还在，卷宗还在，那些受害者的名字，也还在。赵卫国把那张小女孩的照片，夹在了乐乐案的卷宗里，每次翻看，都能看到照片上的太阳花。他知道，只要他没忘，只要还有人在等，这个案子就不算结束。总有一天，他会打开那扇柜门，把沉睡的线索唤醒，用证据说话，给那些等待的人，一个迟到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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