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局里来了新的任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连环盗窃案，涉案金额超过五十万，受害者有十几户，市局要求专案组抽调人手去支援。小李和小王都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赵卫国一个人，守着一屋子的卷宗。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卷宗上，灰尘在光束里飞舞，像一群找不到方向的虫子。他把所有案子的资料重新摊在桌上，从1988年的林晓燕案，到1998年的钟楼附近案，一张张照片、一份份笔录、一个个现场提取物，按时间顺序排开，像一条长长的时间线，串联起六个家庭的破碎。
他趴在桌上，对着这些资料看了一下午，眼睛都看花了，却突然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所有受害者案发的日子，都是工作日的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而且都是邻居们上班、孩子上学的时间段。比如杨敏，她在超市上班，每周三休息，案发那天正好是周三；邓萍在纺织厂工作，周二下午轮休，案发那天就是周二。陈明勇不仅摸清了受害者的作息，还摸清了整个片区的“空窗期”——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不仅观察猎物，还观察猎物身边的环境，等到最安全的时候才动手，连一点意外都不肯冒。
“这么缜密的人，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赵卫国喃喃自语，手指在卷宗上滑动，突然停在何影的口供上。何影说，陈明勇每次让她送纸条，都选在仓库后巷的第三个砖缝，而且只让她把纸条塞进去，从不让她多等，甚至不让她回头看。“他在怕什么？怕被人看到，还是怕何影知道得太多？”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或许何影知道的，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只是她不敢说。
他立刻给小王打电话，让他去查何影的行踪，特别是1998年4月之后的。小王第二天就带来了结果：何影在钟楼案后没几天，就辞了纺织厂的工作，搬到了城北的出租屋，那片出租屋都是老旧的平房，没有监控，住的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彼此很少来往。何影平时除了去菜市场买东西，几乎不出门，也很少跟人说话，偶尔有人跟她搭话，她也只是敷衍几句，然后赶紧回家。
赵卫国决定亲自去见见她。出租屋在一个老旧的居民楼里，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油烟味和霉味混合的味道，墙面上布满了小广告，有的被撕掉一半，露出下面更旧的广告，像一张张破脸。他敲了半天门，门才慢慢打开一条缝，何影探出头，看到是他，眼神里立刻充满了警惕，像受惊的兔子：“赵警官，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陈明勇在哪……我跟他没关系……”
“我不是来问他的。”赵卫国尽量让语气缓和，他怕吓到她，“我只是想问问，你以前用的传呼号，还记得吗？就是1996年你刚进纺织厂时用的那个。”
何影愣了一下，眼神闪烁，双手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布料被她攥得皱了起来：“传呼号？早就不用了，停机好几年了……我都忘了号码了。”
“1998年4月，有个公用电话亭，就在纺织厂门口，连续三天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给你的传呼号打了电话，每次都只响一声就挂。你知道是谁吗？”赵卫国盯着她的眼睛，他能看到她瞳孔里的慌乱。
何影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我不知道……可能是打错了吧……我真的不知道……”她的声音带着哭腔，身体也开始发抖，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赵卫国看得出来，她在撒谎，可他没有再追问。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小女孩的照片，递给她：“你女儿很想你，上周我去看她，她把这张照片给我，让我转交给你。她说她画了太阳花，等你回去跟她一起看。”
何影接过照片，手指轻轻摸着照片上的小女孩，眼泪掉得更凶了，肩膀不停发抖：“我也想她……可是我不敢回去……我怕陈明勇找到我们……他说过，要是我敢跟警察说，就杀了我女儿……我没办法……”她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声音里满是绝望。
从何影家出来，赵卫国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何影一定还有事情没说，可她的恐惧是真的——陈明勇就像一把悬在她头顶的刀，让她不敢轻易开口。他只能暂时放弃，让小王安排人暗中盯着何影的住处，希望能从她身上找到突破口。
接下来的几个月，案子没有任何进展。赵卫国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查公用电话亭的通话记录，结果发现那几部电话都是匿名登记的；排查何影的社会关系，除了她女儿和母亲，几乎没有其他亲人；甚至去了陈明勇的老家好几次，那个偏僻的小村庄，村民们都说他小时候性格孤僻，不爱说话，长大后就很少回去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1999年春节到了，铜城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都被白雪覆盖，看起来一片干净，像是能把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