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更早。六月初的铜城，正午的太阳已经晒得柏油路发软，热气从地面往上冒，把远处的建筑都烘得有些扭曲。老城区巷子里的梧桐树影缩成一团，蝉鸣声嘶力竭地裹在热风里，却驱不散专案组办公室里的沉闷。赵卫国站在窗前，手里捏着那张写着“钟楼附近”的纸条，指腹反复摩挲着纸面，把原本就皱巴巴的纸条揉得边缘起毛。纸条上何影的字迹娟秀却颤抖，横画收笔时总往下坠，像极了这个女人面对陈明勇时的模样——可就是这张纸条，成了他们追查路上，最后一条还算清晰的线索。
车间外的警戒线撤了有半个月了，那天追逐时踩出的泥坑，早被几场大雨填平，只留下几处深色的印记，混在纺织厂围墙下的杂草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赵卫国还记得那天陈明勇扔过来的砖块，带着砖窑特有的沙砾，砸在他胳膊上生疼，淤青过了半个月才消；也记得砖窑深处那片漆黑，手电筒的光只能照到前方一米远，阴影里似乎藏着无数双眼睛，把陈明勇的身影吞进去后，就再也没吐出来。他后来又去了那座砖窑三次，每次都带着不同的警员，一寸寸地查，连砖缝里的泥土都没放过，可除了几片破旧的布料，什么都没找到。
“赵队，火车站和汽车站的监控又过了一遍，还是没发现人。”小李推门进来，手里的文件夹“啪”地放在桌上，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疲惫。他眼底的红血丝比昨天更重了，像爬了几道红虫子，下巴上冒出的胡茬没来得及刮，泛着青黑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老城区的废弃仓库、地下室，甚至连废品回收站都查了，没找到任何藏身的痕迹。他就跟凭空消失了一样，连个影子都没留下。”
赵卫国转过身，把纸条塞进卷宗里，指尖碰到了乐乐案的现场照片——八岁的小女孩攥着铅笔，作业本上“新年快乐”四个字被血染红，笔画间还能看出孩子写字时的认真，最后一笔“乐”字的弯钩，还带着孩童特有的圆润。他喉结动了动，压下心里的涩意，指尖在照片边缘蹭了蹭：“再查一遍，重点查农机厂和纺织厂周边的出租屋，特别是那种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还有城中村的自建房。”
“查了，都查了。”小李的声音低了下去，他拉开椅子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又想起办公室不让抽烟，只好又塞回去，“房东们都说没见过符合描述的人，有些就算有可疑的，查下来也是外来务工的，有正经工作，跟陈明勇没关系。我们还查了他以前的同事，都说他离职后就没联系过，连他远房表哥都问了，说好几年没见他了。”
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声都像敲在人心上，把空气敲得越来越沉。小王从外面打水回来，看到两人的神色，把热水瓶轻轻放在桌上，没敢说话。他手里还攥着何影女儿的照片——上周去何家村时，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把这张用彩色笔描了边的照片塞给他，说“警察叔叔，要是看到妈妈，让她早点来接我，我画了小花给她”。照片上的小女孩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旁边画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太阳花，花瓣涂得五颜六色。
“他不会离开铜城。”赵卫国突然开口，声音笃定得不容置疑，“张磊走之前说过，陈明勇这种人，控制欲极强，他习惯在熟悉的环境里‘布局’，就像蜘蛛织网，只会在自己的地盘上等着猎物上门。离开这里，就等于失去了所有优势，他不会冒这个险。”
张磊三天前回了省厅，临走前特意跟赵卫国聊了半宿。那天晚上，两人在办公室喝着热茶，茶叶是赵卫国从家里带来的龙井，泡得久了，味道有些淡。张磊指着陈明勇的心理画像，手指在“偏执型人格”几个字上点了点：“他不是在‘逃’，是在‘蛰伏’。就像野兽捕猎后，会找个地方藏起来，消化猎物，也等下一次机会。你们现在追得越紧，他藏得越深，甚至可能故意留下假线索误导你们。不如把‘热追’变成‘冷盯’，把案子暂时压一压，安排人暗中盯着关键区域，看看会不会有新的动静。”
“冷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像在熬一锅没有底的粥，明明知道锅里没东西，却还是得守着，怕错过哪怕一点热气。赵卫国知道张磊说得对，可每次看到受害者家属的眼神，他就没法真的“冷”下来。林晓燕的母亲上周来警局，手里提着一篮刚摘的桃子，桃子上还带着露水，说“这是晓燕小时候爱吃的，她总说家里的桃子比街上买的甜，赵警官你尝尝”，话没说完就哭了，眼泪滴在桃子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把桃皮都泡软了；宋佳的父亲腿脚不好，是抗美援朝的老兵，腿上留着弹伤，却拄着拐杖来问了三次，每次都只是站在办公室门口，问一句“有消息了吗”，没消息就默默转身，拐杖敲在水泥地上，“笃笃”的声音在走廊里响了很久，像在敲人的心脏。
日子一天天过去，铜城的街头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超市里的防狼喷雾不再抢手，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老居民楼的声控灯坏了也没人急着修，晚上走楼梯时，人们宁愿打着手电筒；晚上出门的女人，手里不再攥着木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