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3日，铜城飘起了新年后的第一场雪。胜利街的老居民楼被雪覆盖，灰黑色的砖墙顶着一层白，屋檐下挂着的冰棱像一排排锋利的碎玻璃，在淡金色的阳光下泛着冷光。午后的风裹着雪沫子，刮在脸上生疼，街上的行人裹紧棉袄匆匆赶路，没人注意到二层一扇窗户后，杨敏正哼着歌擦玻璃。
杨敏二十九岁，在街口的小超市做收银员，独自租住在这栋老楼里。她爱干净，屋里的地板擦得能映出人影，窗台上摆着三盆多肉植物，叶片胖乎乎的，浇过水的瓷盆沿还挂着水珠。她刚休完年假，脸上带着没褪尽的笑意——昨天给老家的父母打了电话，说等春节放假就回去，还买了新织的红围巾，准备给妈妈当礼物。
下午三点半，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沙沙”声，像是有人踩着雪从门口经过，又停了下来。杨敏擦玻璃的手顿了顿，侧耳听了听，没再听到动静，只当是风吹过楼道的声音。她笑着摇摇头，继续擦最后一块玻璃，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晚上做什么饭。
几分钟后，门把手上传来“咔嗒”一声轻响——那是她早上出门时特意换的新锁，钥匙转开时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窗外的风声盖住。杨敏刚转过身，还没来得及看清门口的人影，脖子上就传来一阵剧痛，温热的液体瞬间涌了出来，溅在干净的地板上，像一朵突然绽开的红梅。她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穿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身影，在她眼前慢慢模糊。
第二天上午九点，房东王大爷踩着雪来收房租。他今年六十五岁，在这条街住了一辈子，看着杨敏从刚毕业的小姑娘，长成能独当一面的收银员。他敲了半天门，屋里没动静，心里嘀咕着“这丫头不会睡过头了吧”，掏出备用钥匙拧开门锁。
一股寒气裹着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王大爷心里一紧。客厅里的电视还开着，播放着早间新闻，声音调得很低，像是怕吵到谁。地上的血迹已经干了，呈暗褐色，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卧室门口，像一条狰狞的蛇。“杨敏？杨敏！”他颤着声音喊，没人回答。他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卧室门口，推开虚掩的门——
杨敏侧卧在床上，头歪向一边，眼睛还睁着，瞳孔里映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她的蓝色毛衣被撕裂，露出的皮肤上布满创口，颈部那道致命伤边缘整齐，血已经浸透了米色的床单。她的双手被一根深色皮带反绑在身后，皮带扣还卡在手腕上，留下一圈紫黑色的勒痕。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热茶，杯壁凝着水珠，杯沿还沾着一点口红印。
“杀人了！快来人啊！”王大爷的嘶吼像被撕裂的破锣，在寂静的街道上炸开。邻居们闻声赶来，看到屋里的场景，有人吓得尖叫，有人赶紧掏出手机报警，雪地里瞬间乱成一团。
赵卫国赶到时，警戒线已经拉了起来，雪地上踩满了脚印。他今年四十八岁，头发已经有了霜白，眼角的皱纹比四年前更深了。他踩着雪走进屋，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混杂着茶香扑面而来，让他胃里一阵翻腾。老刘已经戴好手套蹲在床边，看到他进来，摇了摇头：“老赵，是他。”
“手法一样？”赵卫国的声音发哑。
“比之前更狠了。”老刘指着杨敏的手腕，“用皮带捆绑，颈部致命伤，上身创口，单刃刀具，现场处理方式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留了一杯茶，杯沿有受害者的口红印，杯里的茶还没凉透，说明凶手可能和受害者聊过一会儿，或者……他在享受作案后的‘平静’。”
赵卫国走到床头柜前，看着那杯茶。茶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和杨敏平时喝的一样。他想起六年前林晓燕的白球鞋，四年前宋佳的《电力安全规程》，还有现在这杯茶——凶手的“仪式感”越来越明显了。“门把手上的指纹呢？”他问小王。
小王正用毛刷处理门把手，闻言抬头：“找到了，还是两枚，右手食指和拇指，和前两案的指纹比对一致。其他地方都被擦拭过，连茶杯的外壁都擦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杯沿的口红印。”
“又是这样。”赵卫国捏紧了拳头，指节发白，“他在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走访邻居的小李很快带来了线索：住在一层的张阿姨说，昨天下午三点左右，她看到一个穿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男人在楼道里徘徊，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帆布包，低着头，看不清脸。“我以为是修水管的，还问了一句‘师傅找谁’，他没说话，转身就往楼上走了。”张阿姨的声音还在发抖，“早知道……早知道我就多问几句了！”
赵卫国的心沉了下去。蓝色劳动布工作服、黑色帆布包——和前两案目击者描述的一模一样。他走到窗边，推开窗，雪还在下，街上的行人都低着头赶路。远处的火车站传来汽笛声，隐约能看到有人扛着行李往车站走，准备回家过年。可杨敏，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掏出手机，拨通了张磊的电话。张磊现在已经调回省厅，但一直关注着这个案子。“老张，他又作案了。”赵卫国的声音带着疲惫，“在胜利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