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传来张磊的声音：“老赵，他在升级。捆绑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受害者，喝茶是为了延长作案过程，他的变态心理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离春节还有一个月，他很可能还会作案，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
赵卫国挂了电话，看着窗外的雪。他知道，这起案子一破，铜城就会陷入恐慌——新年前后，连环杀手再次作案，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他立刻召集专案组开会，布置任务：“小李，带一组人走访胜利街周边，重点找有没有见过穿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提黑色帆布包的男人；小王，把茶杯里的茶水送去化验，看看有没有安眠药之类的成分；老刘，尽快出尸检报告，确定刀具的具体型号；另外，通知全市派出所，加强对独居女性的安全提醒，特别是老居民楼和出租屋。”
“是！”众人齐声应道，立刻分头行动。
接下来的几天，铜城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电视台和报纸都报道了这起命案，提醒市民注意安全。超市里的防狼喷雾卖断了货，老居民楼的楼道里多了很多声控灯，晚上出门的女性都结伴而行，手里还攥着木棍或水果刀。专案组的电话被打爆了，每天都有市民举报可疑人员，可大多是误会——有人把穿蓝色工装的维修工当成凶手，有人把提黑色包的路人当成嫌疑人，折腾了半天，都是空欢喜。
1月20日，距离杨敏遇害刚过去一周，又一起命案发生了。受害者叫邓萍，三十五岁，在一家服装厂上班，独居在纺织厂家属院。发现她的是她的妹妹，来给她送年货，开门就看到了惨烈的现场——邓萍倒在客厅的沙发上，颈部有致命伤，双手被皮带捆绑，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茶，门把手上留着两枚指纹。
“又是他！”小李赶到现场时，气得拳头都攥紧了，“他这是在挑衅我们！”
赵卫国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地上的血迹，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短短一周，两条人命，凶手还在逍遥法外，他这个刑警队长，怎么对得起受害者家属，怎么对得起铜城的百姓？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人群，有人举着“警察加油”的牌子，有人在默默流泪，心里一阵发酸。
老刘的尸检报告很快出来了：“刀具型号和前几案一致，创口数量更多，捆绑的皮带是新的，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茶水化验过了，没有安眠药，就是普通的绿茶，和受害者平时喝的一样。”
“他怎么知道受害者喝什么茶？”小王疑惑地问。
“踩点。”张磊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特意从省厅赶了过来，“他会提前很长时间观察受害者的生活习惯，知道她们喝什么茶、几点出门、有没有家人，甚至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一个人在家。他就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狼，耐心等待最佳的出击时机。”
张磊走到地图前，用红笔在胜利街和纺织厂家属院的位置各画了一个圈：“这两个地方，加上之前的铅锌厂家属院、供电局宿舍，都在铜城老城区，交通便利，人员复杂，方便他作案后撤离。而且，受害者都是独居女性，从事普通工作，社会关系简单，不容易引起注意。”
他顿了顿，继续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凶手就住在老城区，或者在这附近工作。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楼，甚至知道哪家的窗户没有装防盗网，哪家的门锁是旧的。我们要把排查范围缩小到老城区，重点找符合心理画像、近期有异常行为的人。”
赵卫国点点头，立刻调整排查方向。专案组的警员们分成十几个小组，在老城区挨家挨户走访，查看监控，调取考勤记录，甚至连废品回收站、修车铺都没放过。赵卫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布满血丝，下巴上的胡茬长得老长，整个人瘦了一圈。他亲自带队走访，每遇到一个穿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人，都要仔细盘问，比对指纹，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1月28日，除夕前一天，又一起命案发生了。受害者是个只有八岁的小女孩，叫乐乐，父母白天上班，她一个人在家写作业。凶手从阳台爬进屋里，作案后从正门离开，留下了同样的指纹和一杯没喝完的果汁。
乐乐的妈妈赶回家时，看到女儿倒在书桌前，手里还攥着铅笔，作业本上写着“新年快乐”四个字，血已经染红了作业本。她当场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抱着女儿的尸体哭到失声：“警察同志，求求你们，抓住他，一定要抓住他！”
赵卫国赶到现场时，心像被刀扎一样疼。他有一个和乐乐差不多大的女儿，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孩子。他蹲在书桌前，看着那本染血的作业本，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老刘，”他的声音哽咽，“一定要尽快找到线索，不能再让他害人了。”
乐乐的案子彻底点燃了市民的愤怒。有人在公安局门口拉横幅，要求尽快破案；有人在网上发帖，质疑警方的能力；甚至有记者堵在公安局门口，追问案件进展。局长把赵卫国叫到办公室，拍着他的肩膀说：“老赵，压力再大也要顶住，全市人民都在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