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的上海，晨光刚把街头的红旗染得更艳，弄堂里飘着老百姓煮早饭的香气，孩子们举着小纸旗追跑，笑声裹在风里，飘得很远。顾砚深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帽檐压得低低的，混在买菜的人群里，尽量贴着墙根走。
他要去保密局旧址。解放后这里被军管会接管，大部分档案已经搬空，但他藏在办公室天花板里的情报网络记录还在——那是他潜伏这些年收集的核心资料，记录着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名单、秘密联络点，还有未销毁的通讯密码本。昨天出院时，苏清禾特意叮嘱他“尽快取出来，这份情报能帮组织肃清最后一批残余”，他记在心里，今早天刚亮就出门了。
走到原法租界的洋房前，保密局的牌子已经被摘掉，换成了“军管会档案临时存放处”的木牌，门口站着两名解放军战士，背着枪，眼神警惕地扫过进出的人。顾砚深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之前军管会让他协助整理档案时发的临时证件，上面贴着他的照片，盖着模糊的公章。
“同志，我是顾砚深，之前来协助整理过档案，今天来取剩下的一些资料。”他把证件递过去，手指微微发紧。战士接过证件，对照着他的脸看了看，又转头跟旁边的同伴小声说了两句，最终点头：“进去吧，别乱走，里面还在整理。”
顾砚深点头道谢，走进洋房。走廊里的地板被打扫过，但墙角还留着之前的标语痕迹，“反共救国”的字样被白色涂料盖了一半，像块没长好的疤。他熟门熟路往自己之前的办公室走，路过情报科时，看到几个工作人员在搬档案箱，箱子上贴着“待销毁”的标签，心里忍不住紧了紧——还好他的情报藏得隐蔽。
推开办公室的门，一股混合着灰尘和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阳光从半开的百叶窗钻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光，里面浮着飞舞的尘埃。办公桌还是他离开时的样子，桌面上积了薄薄一层灰，他伸手摸了摸，指腹沾了灰，想起之前在这里熬夜整理情报的日子，高景然的刁难、赵怀安的试探，还有陆山河偷偷递给他的热茶，那些画面在脑子里闪得飞快。
他没敢多停留，目光直接落在天花板的检修口上——就在办公桌正上方，盖子比周围的天花板略高一点，是他之前特意做的标记。他环顾四周，确认没有监控（昨天来的时候就注意到这里的监控已经拆除），才搬过一把木椅。椅子上也有灰，他用袖子擦了擦，搬到检修口下方，踩上去时，椅子发出“嘎吱”一声轻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明显。
顾砚深屏住呼吸，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只有远处传来的搬东西的声音，才放心地抬起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巧的折刀——是陆山河送他的，刀刃锋利。他插进检修口的缝隙里，轻轻一撬，盖子“咔嗒”一声松了。他伸手进去，指尖很快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是那个黑皮包！皮质的触感很熟悉，是他当年潜伏时组织给的，里面缝着防水的夹层，情报就放在里面。
就在他的手指勾住皮包带子，准备往外拉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很轻，但在安静的房间里足够清晰。顾砚深心里一沉，猛地回头，只见三个穿灰布军装的战士站在门口，手里的枪都举着，对准他的胸口。中间那个年纪稍大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张纸，脸上没什么表情：“不许动！我们是军管会接管人员！”
顾砚深赶紧从椅子上下来，手举过头顶：“同志，别误会，我是来取资料的，是军管会让我来的。”
“取资料？”男人上前一步，把手里的纸递到他面前，是张逮捕令，上面的字迹工整，盖着军管会的红章，“顾砚深，原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副站长，现因通共嫌疑被捕！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通共嫌疑？”顾砚深愣了一下，随即急了，“同志，你们弄错了！我不是通共，我是我党潜伏的地下党，代号墨竹！我来取的是国民党的情报网络记录，是要交给组织的！”他指着天花板的检修口，“就在上面，那个黑皮包里，里面有潜伏人员名单，你们可以去查！”
“国民党副站长说自己是地下党？”男人冷笑一声，是军管会的接管组长李同志，他挥了挥手，旁边两个战士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按住顾砚深的肩膀。顾砚深想挣扎，想再解释，却被战士用力反剪住双手，手腕被勒得生疼。“咔嚓”一声，手铐铐在了他的手腕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心里一凉。
这时，天花板上的黑皮包没了支撑，“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拉链开了条缝，里面的文件露出来一点，上面“机密”两个字的水印在阳光里格外刺眼。李同志走过去，弯腰捡起皮包，打开看了一眼，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记录，还有几张标注着红点的地图。他合上包，看着顾砚深，眼神更冷了：“国民党情报记录？看来通共嫌疑不是空穴来风。先跟我们走，到军管会再说，别在这狡辩。”
“我没狡辩！”顾砚深急得声音都变了，“那些是证据！能证明我是地下党！苏清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