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已是深夜。火车进站的汽笛声划破寂静,月台上零星的旅客裹紧衣服,行色匆匆。我们三人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北京的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吹散了旅途的疲惫。
方震那辆熟悉的黑色红旗轿车早已等候在站外。他靠在车旁抽烟,猩红的烟头在黑暗中明灭,见到我们,他掐灭烟蒂,拉开车门。
“刘局要见你们。”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平淡,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
车内气氛凝重,无人说话。黄烟烟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侧脸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冷峻。药不然摆弄着手里的大哥大,似乎想打电话,却又放下。我则沉浸在付贵讲述的往事中,那些关于爷爷的片段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放。
汽车没有驶向市区,而是开往西山方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再次来到了那座戒备森严的大院。卫兵检查过证件后,红旗车缓缓驶入,最终停在那栋苏式建筑前。
刘局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我们进去时,他正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夜色。听到动静,他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
“坐吧。”他指了指沙发,“听说你们这趟有所收获。”
我简要汇报了天津之行的经过,提到付贵及其讲述的内容,还有那张神秘的照片。当我说到许一城可能是自愿认罪时,刘局的眉头微微皱起。
“付贵还说了什么?”他问。
“他说我爷爷在行刑前夜,给他留了线索,指引他去冰窖取一面唐代海兽葡萄青铜镜作为纪念。但我发现这很不合理,青铜器忌低温存放,我爷爷作为白字门传人,不可能犯这种错误。我认为那面铜镜里可能藏着什么信息。”
刘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有道理。那么铜镜现在在何处?”
“付贵为了给妻子治病,把它卖给了一个安阳的老板,叫郑国渠。”我回答道,“我们正准备前往安阳追查这条线索。”
刘局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份文件:“在你们去安阳之前,有些情况需要告诉你们。木户加奈已经通过日本方面的关系,查到了一些关于姊小路永德的资料。”
我们三人顿时精神一振。
“姊小路永德是二战期间日本驻华外交官,表面身份是文化参赞,实际负责为‘支那风土会’搜罗中国文物。战后他被定为战犯,但在审判前蹊跷死亡。档案记载他是自杀,但存在诸多疑点。”
刘局顿了顿,继续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姊小路家族与东北亚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的研究所理事长姊小路公望,就是姊小路永德的孙子。”
这一发现令人震惊。如果姊小路家族至今仍在掌控东北亚研究所,那么木户加奈归还佛头的行动,恐怕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
“木户小姐知道这些吗?”我问。
刘局摇摇头:“尚未告知。我们需要更多证据。”他看向我们,“你们的任务是追查铜镜下落,找出许一城可能留下的信息。至于姊小路家族的事情,我会另行安排调查。”
离开刘局办公室时,天色已微明。方震送我们回城,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语,各自思考着这错综复杂的局面。
回到四悔斋,我疲惫地倒在床上,却毫无睡意。许一城、木户有三、姊小路永德……这些名字在我脑海中盘旋。六十年前的往事如同迷雾,而我现在正试图从中找出一条通路。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早班火车前往安阳。药不然一如既往地活跃,不停地讲述着他听说过的关于郑国渠的传闻;黄烟烟则安静地看着窗外,偶尔插一两句话;我则翻阅着带来的资料,试图多了解一些这个安阳的青铜器造假高手。
到达安阳后,我们根据付贵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郑国渠的古玩店。店面位于一条僻静的小街上,门面不大,招牌上写着“洹洋斋”三个字。橱窗里陈列着几件青铜器复制品,做工精致,几乎可以乱真。
推门进去,店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铜锈和旧木头的混合气味。一个四十多岁、留着平头的男子正坐在柜台后擦拭一件青铜觚,见我们进来,他抬起头,眼神锐利如鹰。
“请问郑国渠先生在吗?”我上前问道。
男子打量着我们:“你们是哪位?有预约吗?”
药不然抢着回答:“我们从北京来,想跟郑先生谈笔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