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罗建南的行动力，充分诠释了“港岛速度”。越洋电话里的硝烟味还没散尽，一周后，一张印着繁体中文字和英文的汇款单，就像一枚华丽的“金融炸弹”，精准地投递到了省城罗家的信箱里。
奶奶宋兰芝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张轻飘飘却又重逾千钧的纸片，戴上老花镜，手指颤巍巍地划过那一长串数字——“港币壹万伍仟元整”。她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感觉心跳有点快。“个XXX，真是……钱多烧得慌！国际长途贵，汇款手续费就不要钱啦？”奶奶开始了她标志性的、心疼夹杂着骄傲的数落，“一万五啊！这得买多少斤排骨多少桶油了？吓死个人……” 但嘴角那抹压抑不住的笑意，还是暴露了她内心对儿子这份沉甸甸孝心的受用。
爷爷罗忠夏的表现则更为内敛。他接过汇款单，表情如同研究一份重要文件，反复核对了姓名、金额、汇出银行，指节分明的手指在纸张上轻轻敲击着。儿子的孝心让他动容，但更强烈的，是一种被这笔“巨款”突然激活的、久违的兴奋感。这不仅仅是一笔医疗费，更像是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那扇通往外面轰轰烈烈、日新月异的经济大潮的门的钥匙，让他这个退休老干部也能“老骥伏枥”，验证一下自己宝刀未老。
罗承宇在一旁安静地观察，内心对这位二伯的好奇达到了顶点。通过记忆碎片和家人的零星谈论，二伯罗建南的形象逐渐立体起来：罗家老二，打小就不是安分的主儿。脑子活络，嘴巴甜，胆子大，八十年代那会儿就成天琢磨着“搞活经济”，倒腾过粮票，卖过电子表。后来靠着二伯母赵丽华娘家那点港岛关系（据说是个远房表叔），硬是在91年那股风潮里，挤上了南下的列车，成了较早一批“闯港岛”的内地人。
初到港岛，人生地不熟，粤语听不懂，据说住过笼屋，扛过大包，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但这人就有股韧劲和灵性，慢慢摸爬滚打出来，据说后来跟人合伙搞点“国际贸易”（在奶奶嘴里就是“倒买倒卖”），利用信息差和价格差，把内地的土特产、轻工品弄过去，把港岛的电子元件、时髦玩意儿弄回来，渐渐也就混出了点名堂。这次能眼都不眨地甩出一万五港币，可见二伯在那边确实是扎下根了，而且手头相当“活络”，甚至带点江湖儿女的豪气（或者说冒险精神）。
爷爷小心翼翼地将汇款单像藏宝图一样收好。第二天，在奶奶“财不露白！小心扒手！”的反复叮咛中，爷爷穿上他那件压箱底的、领子洗得有些发白的的确良短袖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由罗承宇这个小警卫员陪着，神情肃穆地前往银行，完成了从那纸“港纸”到存折上一长串实实在在人民币数字的伟大转变。看着那串数字，爷爷的眼神亮得像探照灯，仿佛那不是钱，而是他即将在资本市场开疆拓土的军饷。
钱已到位，爷爷的“炒股大业”正式从纸上谈兵进入实战准备阶段。他不再满足于守着收音机听股评、拿着放大镜研究《中国证券报》中缝那密密麻麻的行情表，决定亲自去那个传说中能让人一夜暴富也能让人顷刻破产的“圣地”——证券交易所——进行实地勘察。
九十年代中期的省城证券交易所，对普通市民来说，还是一个带着神秘光环和强烈距离感的场所。它不像菜市场那样充斥着鸡飞狗跳的喧闹，但一种无形的、由金钱、欲望、期待和焦虑混合而成的特殊气场，弥漫在交易大厅的每一个角落。
爷爷深吸一口气，像是要踏入某个重要会场，带着罗承宇，迈进了交易所的大门。瞬间，一股声浪混合着烟味、汗味和旧报纸的味道扑面而来。大厅里人头攒动，却奇异地保持着一种紧张的秩序。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面墙上那块巨大无比的电子显示屏，上面密密麻麻、不停地滚动着红色的、绿色的数字和股票代码，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数字河流，冲刷着每个人的神经。
屏幕下方，是一排排看起来颇为先进的电脑委托终端机，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股民紧紧包围着。人们仰着头，紧盯着屏幕，表情各异：有的眉飞色舞，兴奋地拍打着同伴；有的眉头紧锁，唉声叹气；有的则拿着小本子，疯狂记录，嘴里念念有词，如同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穿着红马甲的交易员穿梭其间，更添几分紧张气氛。
爷爷显然被这现代化（在当时看来）的金融战场震慑了一下，但他迅速调整表情，努力做出一种“什么大场面没见过”的沉稳姿态，背着手，目光如电，扫视着大屏幕，试图从中找出他“研究”了好些日子的“深发展”、“四川长虹”等“心水股”。
罗承宇则像个好奇宝宝，打量着这幅生动的“九十年代股民众生相”。他看到穿着工装裤、手指粗糙显然刚下班的老师傅，也看到戴着金丝眼镜、夹着公文包像干部模样的人；有提着菜篮子顺便来看行情的老太太，也有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年轻人。真是“股海”无边，众生皆泳者。
爷爷看屏幕看得眼花，决定直捣黄龙——去开户柜台咨询。柜台前排着不长不短的队，人们脸上都带着一种办理重大事务的庄重感。轮到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