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失血过多的我，小敢，王支书，以及其他几个年轻人，直接被送到县医院。
在县医院简单包扎，吊住一口气后，又被送到市区中心医院。
医药费从庙龙乡煤矿账上支出，这一住院，就住了将近两个月。
一直到初秋时节，我们身上的刀口才拆线。
期间，王支书的父亲，真正的支书来过医院两次，看了我和小敢，然后给我们拿了两千块钱。
我和小敢都没有要这钱，支书和他的父亲大吵一架。
我隐约听到支书怒吼：“是我去喊的他们两兄弟……”
有公安来过，询问我们那天那些人是谁。
小敢说不知道，我，支书，在庙龙乡处理徐小刚后事的鸭客，也都说了不知道。
倒也有其他，听到姚大勇这个名字的人，跟公安说了实话。
但徐小刚的父母，是智力障碍人士，唯一头脑清醒的小敢，态度坚决的说不知道。
几次过后，徐小刚的这条命，成为几张薄薄，字迹潦草的卷宗，积压在公安局档案中。
本就不够的警力，需要用在更多的地方。
没有家属纠缠，没有跪地上喊求捉拿凶手的亲属。
对于这个年代的公安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毕竟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案件发生，其中不少，比徐小刚这条命更加恶劣。
风中增添几分萧索，风送来秋意。
我们三人出院，没有等和我们一起住院的其他人。
经过一天一夜的辗转，我们三人回到庙龙乡。
鸭客早早的等在土马路上，踮脚的看着我们三人归来。
两个月前，也是这条路，王支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我们去干仗。
那时候的我们，信誓旦旦说着打不起来，因为麻痹大意，因为习以为常。
二十岁的徐小刚，永远留在那个太阳照射得人睁不开的眼的夏天，那灰扑扑的晒谷场。
向来嘻嘻哈哈，谈话带笑的鸭客，脸上也没有了笑容。
四个人脸上都是阴沉沉的。
路过一个猪肉摊时，小敢突然拉了拉我的衣袖。
“大哥，割斤肉吧。”
在医院时，小敢崩溃大哭，说自己再也没有哥哥了。
我把他搂在怀里，告诉他今后我就是他哥，是他亲哥。
他这一句话，让我心口堵得慌。
王支书带着他们兄弟去打架前，徐小刚亲口说过，要割肉招待我。
变得沉默，不再豪爽的王支书大步上前。
“赵老汉儿，割两斤肉。”
这个肉摊支在家门口，听到有生意上门，里面跑出来一个小老头。
他抬眼一看，见是王支书，愣了愣。
“宇娃儿，你伤养好了啊？”
王支书的大名叫王宏宇。
向来遇见谁，都会客客气气，扯几句闲话，摆龙门阵的支书。
面对赵老汉关切的询问，只是不咸不淡的嗯了一声，然后重复道：“割两斤肉。”
“割最肥的。”
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早已经在庙龙乡传遍，赵老汉没有再多问。
麻利的割好肉：“宇娃儿，你也是给乡里出力，我就不收你钱了。”
王支书没有答话，只是摸出十块钱扔在肉摊上。
小敢抱着我们在牛仏镇买好的纸钱线香，王支书提着滴油的肥肉。
我和鸭客空着手，向着一处坟茔走去。
徐小刚死时，才刚好二十岁，小敢也在医院，他的葬礼没有大办特办。
乡里出钱买了口薄棺，鸭客牵头找几个劳动力抬上山。
坟茔上新垒砌的黄土，还没有完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