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凡庄，可是我并不觉得凡庄有我的家，我从来不觉得凡庄是我家。凡庄于我而言，只是因为有我妈妈。我家里没有好吃的，没有好看的，没有好玩的，甚至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因此，每逢周末放假，我并不怎么想回家。但我还是得回家。我背着书包，一个人走在小路上，经过人家的田地，田里种着水稻，那秧苗还很小，像是一个个倒着写的“不”字。

    回家了，时令正是春夏，小路两旁是绿茵遮盖的穹庐，草稞子里，我妈妈养了一群小鸡鸭，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让我想起记忆里的家乡的味道，让这快要离去的春天似乎有些美好。

    我妈妈性格刚强，有口有心。可是她的命不好，她没有遇到足够强大，足够给她撑腰的男人。她连一个忠厚老实的对她实心实意的男人都耽不住。她变成了让人耻笑的寡妇。她在凡庄是没有地位的女人。而那些相貌平平，头脑昏昏的女人，因为命好，因为男人没有死，都比我妈妈高贵三分。人家有男人撑腰，我妈妈靠谁？她的丈夫死了，她一个女流之辈，拉扯着三个孩子，正如她歌里唱得那样：撇下小为奴一世靠何人啊。

    农村的女人，那地位的高低全凭男人的地位决定。再昏庸的女人，只要她命好，得了一个能干的男人，那么她也跟着水涨船高，身价不菲。再能干的女人，只要她没有男人，她在人前，必然是矮了三分。我妈妈不跟那些命好的贵妇人来往，我妈妈不屑去巴结她们，她们也不屑跟我妈妈来往。于是我妈妈始终是孤家寡人。在她们聚众聊天的时候，在她们指桑骂槐的时候，在她们像一群鸭子呱啦个半天直到该回家做饭才散群的时候。我妈妈基本上是孤家寡人。

    穷人也有朋友，正如穷国也有朋友。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西方国家孤立她，排挤她，她只有团结一群亚非拉，团结着不欺负她的苏联老大哥。我们家同样如此。人家姓凡的欺负我们，孤立我们，我们既有善良的“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也跟一些同样是“亚非拉”的朋友相亲。

    近亭大哥住在棒棒家前头，近亭大哥姓孙，我们虽然叫他大哥，但是他已经快六十了。近亭大哥有妻月梅，也是外地人。月梅背上一个有高高的罗锅子，脖子窝在两肩之间，低着头，说起话儿来，不清不楚的，像是一只刚出蛋壳的饥饿的小鸟。是的，月梅嫂子的长相和声音都像一只刚出蛋壳的孱弱的小鸟。

    月梅很勤快，经常给人缝缝渔网，剥剥大蒜，挣两个钱。月梅属于残疾人，庄里给她办了低保，不吃近亭大哥的赘食，近亭大哥倒是靠她生活儿。

    人家让大哥带着月梅去镇里找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头绪出来，大哥还不愿意带月梅出头露面。大哥看不上月梅，嫌她拿不出手，给他丢脸。

    “他大哥，哪有嫌弃自己的家属的，旁人天好，那是旁人，月梅再不好，那也是你的家属。还是月梅终身陪伴着你。你带她逛逛，怕什么的。”我妈妈劝说近亭。

    月梅给人家缝网，我妈妈见了她就跟她打招呼：“嘿！月梅，缝网的！缝地真好！真棒！我去山上剜地，有空去俺家玩哈！”月梅也在人家大门口儿跟我妈妈招手，“呀呀”地笑着。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倒是比那些会说话的人还要开心，还要热情。

    近亭大哥年纪大了，不种地了。他把地包给了人家，自己闲了到处走走，串串。月梅手里没活儿了，就来我家找我妈玩儿。东庄上精明的二大娘来我家找我妈说话，都不敢走正道儿，怕西院凡乐家记恨人家，二大娘都是拄着拐杖，歪歪倒倒地从我家东边的草稞子里钻出来。月梅不是，月梅从她家顺着小路，摇着两条胳膊，潇潇洒洒地就过来了，她没什么心数，所以不管那么多。我妈妈见了她，欢天喜地。赶紧搬板凳给她坐下。

    “月梅大嫂子来了，月梅！”我妈妈笑着说。我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妈就找来给她吃。近亭大哥有了什么好吃的，也让月梅捎了来，给我们吃。

    近亭大哥跟月梅本来也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月梅大嫂子不会带，夜里给闷死了，以后两个人再也没有生养，后来，他们领养了一个小女孩。他们两个人再也不敢自己带孩子，就放在近亭大哥的姐姐家，让他姐姐帮忙养着。小女孩越长大，越离不开她姑姑，跟这边的父母也不亲，难得地来一回，要钱要钱，要了钱赶紧就走。

    大哥、大嫂供着她吃喝、上学。小女孩还质问大哥：“恁自己为什么不生小孩的？恁为什么领养别人的小孩的？”

    近亭大哥被问地哑口无言，毕竟是个小孩，也不好跟她计较，但是，心里被扎地苦痛，就去找人说道说道。

    “俺为什么领养别人的小孩儿的，俺不是不能生养吗。”近亭大哥跟我妈妈说。我妈妈也很为大哥、大嫂子难过。

    “还‘为什么’，小女孩蛮会拿腔拿调的。”我妈妈说，“没有良心！月梅再怎么样，也是跟近亭一起劳动着养活了你！”这些话，都是我妈妈在我们跟前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