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墙里头，是我爸爸妈妈结婚时的大床。这屋里除了妈妈出嫁时的两个漆着红漆的木头箱子，再没有其他像样的陈设了。我爸妈从我爷爷奶奶那里得到的传承微乎其微。我妈妈说，分家的时候，我爷爷奶奶请了张庄的我舅奶奶家的表大爷来主持。表大爷是我奶奶娘家的亲侄子，当然处处都让着我奶奶。我奶奶说：“这个坐床子跟了我十几年了，我得留着！”爷爷说：“这个椅子我坐习惯了，我得留下来！”两位老人家跟很多物件都有感情，他们全部给自己留下来。我家除了三间正房，一张睡觉的床，和一张吃饭的桌子，几乎没有什么像样儿的家具了。
我家堂屋的梁头上吊着一个小箢子。爸妈把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放在箢子里。箢子里还有爸爸的一本日记，粉红色的塑壳封面上，一匹白底黑色的骏马在奔腾。日记本的夹页里，有一张潘虹扮演的杜十娘的剧照。在傍晚的山色里，杜十娘走在随郎回乡的路上，山路崎岖，脚下是磊磊的青石，鬓边是枝头上的红叶。秋山晚景里，美人杜十娘穿着一身素衣，披着蓝色的斗篷，笑嘻嘻地一步步地攀登。她的心里，是在走一条光明的路，也是在走一条幸福美满的路。
日记本里，有爸爸写的几句话：
“一日离家千里创，千万别把家来想”。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
爸爸的日记本儿里头还记着我爸爸妈妈都爱唱的歌。字是爸爸用纯蓝色的钢笔写的，一笔一画，像刀刻的一样，工工整整，书法虽不高超，但是很沉稳、干净、大气。听说，我爸爸小时候上学成绩很好，又深得老师喜爱，可惜因为家里穷，父母供不起，爸爸只上到五年级。每逢过年，爸爸都是买了红纸自己写对联。爸爸的字横平竖直，也很好看。爸爸是全庄公认的老实人，他斯文清秀，人品好，中老年人认可他，年轻人也敬重他。
堂屋门西旁儿，是一棵手臂一样粗的杏树，那是麦黄杏。当家家户户天井里堆满麦秸，忙着收麦的时候，鸡蛋大小的麦黄杏已经成熟了。
天井里，通往堂屋的小路的西边，天井的中央，也是一棵杏树。那是一棵小杏。二月的杏花，白白的花瓣，红红的蕊，甚是淡雅。爸爸用成块的石板砌成了齐腰高的一片石台子。杏花的花瓣纷纷飘落，落在石台子上，落在石台子下头的天井里。
紧挨着这棵杏树，是一棵石榴树。四五月份，石榴花盛开了，满树油亮的石榴叶子金光闪闪的，簇拥着红彤彤的石榴花。起风的时候，地上落了一地的石榴花瓣，像是人家结婚时放鞭炮留下的红纸，喜气洋洋。它是被我妈妈从别的什么地方移栽过来的。它从一棵摇摇欲坠的小葱似的树苗儿，渐渐地长大、长高，变得枝条丛生，热烈而沧桑。她是那么火热，那么亮堂，那么昂扬。无论风风雨雨，她的绚烂和热烈还是一如既往，她从不沮丧。
她像我的妈妈，我妈妈的品格很像那树石榴花。无论贫寒也好，卑贱也罢，她总有自己骨子里自带的光亮。她也由内而外地热烈、昂扬。我妈妈哭过，骂过，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她沮丧过。那样万难的日子里，她一个人抚养着三个孩子，过着劳苦无涯、一眼望不到边的苦日子，她还是那么热情似火，她是怎么做到的？除了我们看不见的老天爷的护佑，还有什么在滋养着她，让她没有疯、没有倒下？是她骨子里的刚强，她骨子里的刚强像山东的山一样，壁立千仞，百折不摧。是她内心的自信，她信她自己，老了必有后福，她信她的儿女，必不会让她永远悲苦下去。
石台子以西，靠近西院墙，是一个青石砌的猪圈，一开始养猪，后来就荒废了。猪圈外头是一丛低矮的葡萄架，一小串一小串的小颗粒的葡萄，红红黄黄紫紫。院墙以西，是爸爸经常推着自行车回家的路。想念爸爸的时候，我就攀着葡萄架爬到猪圈上，向西眺望爸爸来的方向。
我家堂屋东边是一个高高的用青石磊成的鸡窝。鸡窝搭地很高，比我爸爸还高，大人去鸡窝里捡鸡蛋也得踮起脚儿，仰起头儿。为什么把鸡窝搭地那么高呢？也许是怕黄鼠狼拉□□。母鸡一直在天井里“咯嗒硌嗒”地叫唤，她烦躁不安，她要下蛋。她“扑棱棱”展开翅膀，飞到高高的窝儿里头蹲上半天。等她完成了下蛋的使命，再轻轻松松地，炫耀似的，“咯嗒硌嗒”地从那高高的鸡窝上头飞下来。
柴堆里，一只公鸡踩在母鸡的背上，两只鸡叽叽喳喳地在从事它们的活动。我听我妈妈说过，那两只鸡是在“压荣”。
关于鸡“压荣”，我还听我妈妈说过一段“鼓儿敲”的故事。
有一个老公公，他不是好东西，成天想打他儿媳妇的主意。这天，他儿子不在家，出远门儿了。他儿媳妇一个人蹲在鏊子窝里烙煎饼，老头子也跟过去，蹲在他儿媳妇鏊子窝里。旁边儿，一个公鸡跟一个母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