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紧接着，她看着我的眼睛，像是经过我的默许，一只手拿起来，将它放回原处。
这一刻，她应该明白了我的意图。
“夏老师，”她再次开口，声音低沉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其实这场故事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梁绵伏也是。”
我怔住，看向她。
“他所做出的那些行为，不过是在他家那种严格到令人窒息的畸形教育下，他所能做到的、最扭曲的自我防御。你根本不知道，当他面对拒绝时，他首先需要恐惧的根本不是同学的嘲讽，而是来自父母的冷漠审视与彻底否定。因不在他，他只是果。就像我之前说的，被覆盖的泥土，”她顿了顿，目光沉痛，“就是林敏和于渊，她们是显而易见、鲜血淋漓的受害者。可是刘老师呢？他们这些因风而落的叶子难道不是受害者吗？他也是这权力机器下所牺牲的产物，他牺牲掉的，正是他身为人师的初心。而梁绵伏，他早早牺牲掉的，是他的良知。”
她的目光扫过窗外，再扫过这间办公室，像一阵风，又像探测仪想把什么看穿。
“当然，所有人也同时都是施暴者。”她的声音逐渐拔高，带着一种悲愤的穿透力，“庞焕，他或许最终因为安宙的话感受到压力或者真心喜欢于渊，选择站出来说了部分实话，可他良知觉醒的过程，需要太多人的鲜血和痛苦去引导。而让他这样的沉默，让班级学校的沉默，居然只需要一个梁绵伏，一个校长，这世界真够荒唐。”
她的脸因情绪高涨有些泛红：“所有人都是施暴者！我是——我冷静地利用了一切能利用的，包括您的同情心与正义感；梁绵伏是；您也是——您最初的迟疑、自我说服和不敢深究，怎么不是一种对恶的纵容？那些积极参与造谣、兴奋传谣、甚至只是冷眼旁观的同学们，难道不是吗？于渊对她弟弟的纵容不是吗？”
她的言辞越发激烈，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所有伪装。
“或者我们说得更宏大更虚无一点，那些在林敏、于渊死后，在网络上将一切归结于‘现在的学生心理太脆弱’、‘教育压力太大了’的看客们，他们用看似理性客观的宏观分析，巧妙地掩盖了具体而微的恶，用集体性的、模糊的社会归因，替代了个体本该承担的责任！他们，难道不也是施暴人吗？他们都是虚假视角下的‘乌合之众’。而在这群乌合之众中又有多少个林敏，多少个于渊？”
她最终看向我，眼神灼灼，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夏老师，别忘了，旁观者，也是施暴人。”
这番话，如同最终落下的审判之锤，沉重地敲击在我的灵魂之上。它彻底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悲剧乃至许多悲剧的普遍性与复杂性。
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完全置身事外，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无辜。
我们也是这场疫情里的传染者，我们也带着隐形的病毒。
我们都在这个系统里，被裹挟，被异化，既是受害者，也在某些时刻成为共谋，区别只在于程度与形式。
我突然想到西方国家之前的《绥靖政策》，难道意识到整件事的只有我？那些看似墨守成规的老师们难道不是共谋？
这种广泛存在于人际与社会中的“绥靖政策”。
让我们为了暂时的安宁、表面的和谐，或是自身的便利，选择性地忽视暗流涌动的痛苦，默许甚至纵容恶意的滋生。
历史一次次证明，当一种扭曲的力量在集体的默许下发展壮大，无人能够幸免于难。
我久久无言。办公室内只剩下我们两人沉重的呼吸声。
“为什么选择我？”我问了她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因为你在《自卑与超越》中的一页写到‘决定一个人的并不是他的环境，而是他对环境的估计。’，夏老师你为什么来这？决定你的是你对环境的估计。”
我听懂对方的话，史青忠似乎也完成了她最后的使命。她不再多言，转身走向门口。
在手触到门把的那一刻，她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轻声说，仿佛一句无关紧要的感叹： “那盆银杉，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好看。”
门轻轻合上。她离开了。
我独自一人，留在这被巨大的真相与沉重的反思所填满的寂静里。
几天后，阳光绚烂，我和柏竹打私密电话时，她说：“安局长那边打点好了，夏梧你放心。”
我很清楚，与其交一张5个孩子的证词交到教育处（五个孩子分别是：史青忠，安宙，庞焕，巨世泽，郑怡），还不如把证据交给柏竹——因为她清楚，扳倒梁校长，对于安宙父亲而言，是巨大的政治利益。
哪里有什么纯粹正义，不过是更大的利益博弈。
但在我这里，正义就是最大的利益。
其实在史青忠那天离开之后，我见了一面梁绵伏，他的脸上没有平常那种生动的笑容，反而是一种平静与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