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周教授的声音隔着门传来，依旧清晰平稳。
陈星星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四壁皆书，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墨水和一种近乎凝固的专注气息。周教授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正用红笔在一份厚厚的论文稿上圈画着。他抬头看了一眼陈星星，指了指桌前的椅子：“坐。论文初稿看完了。”
陈星星的心脏猛地一缩，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他依言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指尖冰凉。桌上那份被红笔圈画得如同战场遗迹的稿子，正是他熬了无数个日夜、查阅了数百篇文献、构建了复杂模型、反复修改了十几稿的博士论文初稿——《制度环境、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效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整体框架搭得不错，问题意识也有。”周教授放下红笔，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语气听不出太多波澜，“实证部分，数据处理和模型设定，基本逻辑是清晰的。”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探照灯般落在陈星星脸上，“但是，星星，深度不够。解释力不足。”
陈星星感觉喉咙发干：“老师，您是指…”
“你的模型，解释了‘是什么’，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融资约束如何抑制创新），但对‘怎么办’的探讨太单薄了。”周教授拿起稿子，翻到结论部分，“政策建议流于表面，缺乏基于你研究发现的、具有操作性的洞见。更重要的是，”他手指重重地点在稿子上的一处，“对‘制度环境’这一核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你的处理不够严谨。内生性！这是这类研究的老大难问题，你避重就轻了。这会让你的核心结论受到严重质疑。”
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石子砸在陈星星心上。深度不够、解释力不足、流于表面、避重就轻、严重质疑……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几乎否定了他在过去一年多里倾注的全部心血。他感觉自己精心搭建的学术城堡，在导师冷静的剖析下，露出了根基不稳的裂痕。
“还有，文献综述部分，”周教授继续道，“对最新几篇顶刊上关于‘非正式制度’（如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和创新的讨论，你几乎没有涉及。视野要开阔，不能只盯着自己挖的那口井。”他放下稿子，看着脸色有些发白的陈星星，“星星，我知道你基础扎实，也够努力。但博士论文，是创造知识，不是复述知识。它需要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踏出哪怕一小步。你这稿，还只是在肩膀周围打转。”
“我明白了，老师。”陈星星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强迫自己挺直脊背，“我会重做内生性检验，重新梳理政策建议部分，补充最新的文献，特别是非正式制度方向。”
“嗯。”周教授点点头，语气缓和了些，“压力很大，我知道。但这是必经之路。沉下去，把问题真正吃透。有什么具体技术难题，随时来找我讨论。”他重新戴上眼镜，拿起另一份文件，“去吧。”
陈星星抱起那摞沉甸甸的、布满红批的稿子，像抱着一块烧红的烙铁。走出办公室，穿过安静的学院走廊，午后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照进来，在他脚下投下长长的、孤寂的影子。导师的评价像冰冷的潮水，一遍遍冲刷着他紧绷的神经。深度不够。解释力不足。内生性。视野狭窄。每一个词都精准地击中了他心底最深的焦虑——他害怕自己耗尽心力，最终产出的，只是一堆精致的学术垃圾。
博士生涯，就是一座孤岛。生活被压缩到极致：宿舍、食堂、图书馆、导师办公室、自己的书桌。社交几乎归零。曾经医院里的朋友，小蔡、小霍、小黎，联系越来越少。不是疏远，而是他主动切断了。每次她们关心的问候发来，他要么在焦头烂额地处理数据，要么在文献的迷宫里晕头转向，要么在论文卡壳的绝望中挣扎。简单的回复“在忙论文”后面，是无法言说的疲惫和不想传递的负能量。久而久之，问候的频率自然降低了。连家里父母的电话，他也常常说不到几句就匆匆挂断，怕他们听出声音里的沙哑和强撑。
唯一的慰藉，是偶尔与小黎的通话，或者简短的文字交流。小黎似乎理解他这种近乎自我囚禁的状态。她从不追问进度，也不灌鸡汤，只是分享一些她看到的书、听到的音乐、或者生活中一点微不足道却闪着微光的小事。有时是一首诗的片段：
“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
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字，像投入孤岛深潭的石子，在他被数据和模型塞满的脑海里，激起一圈微弱却持久的涟漪，带来片刻的宁静和一种遥远的共鸣。他知道，在孤岛之外，还有人在关心着他灵魂的天气。
修改论文的日子，是炼狱的升级版。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他需要寻找更合适的工具变量，学习更复杂的计量方法（GMM？系统GMM？），重新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