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中平稳滑过。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运动会、元旦联欢会……陈星星的成绩不算拔尖，但一直稳稳地处在中上游。他像一棵普通的树苗，在乡中学这片土壤里，默默地汲取着养分，不疾不徐地生长着。那把算盘在箱底沉默着，见证着他用笔和计算器在作业本和试卷上留下的痕迹。
中考，在蝉鸣聒噪的夏日里平静地到来，又平静地结束。没有悬梁刺股的悲壮，也没有破釜沉舟的豪情，就像一次升级考试。陈星星的心态和他父亲一样平和务实：尽力就好。放榜那天，他蹬着自行车回到乡中学门口，红榜贴在公告栏上。他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自己的——县一中。县里的重点高中。心里掠过一丝小小的雀跃，像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荡开一圈涟漪，随即又恢复了平静。这结果，似乎也符合他对自己“中等偏上”的定位。
通知书送到村里时，父亲正在院子里编竹筐，母亲在菜园里摘豆角。邮递员的自行车铃铛在院门口清脆地响着。
“陈星星，县一中的！通知书！”邮递员的声音带着点喜气。
陈星星接过那个印着县一中校徽的信封。父母都围了过来，脸上是清晰的、毫不掩饰的欣慰笑容。
“好小子，考上一中了！”父亲难得地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粗糙的大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县里好啊，比乡里强！”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笑容满面，“得给你准备被褥了，县里远，得住校呢。”
晚饭依旧平常，只是桌上的菜多了一个荤——母亲用攒的鸡蛋换了点肉，炒了一盘青椒肉丝。饭桌上，父亲的话也多了一些，叮嘱他去了县里要“本分读书，钱算着花”，“别跟人攀比”。陈星星一一应着。
高中三年，像按下了快进键。县一中的节奏比乡中学快得多，压力也像无形的空气，无处不在。教室里坐满了从各个乡镇选拔上来的尖子生，个个都憋着一股劲儿。陈星星很快发现，在这里，他不再是那个靠一手好算盘就能引人注目的孩子了。优秀的同学比比皆是，有人数学竞赛拿奖，有人英语口语流利得像播音员。他沉下心来，收起了那点因为考上重点而刚冒头的小小骄傲，把自己埋进了书山题海里。目标变得简单而清晰：跟上大部队，考个不错的大学。
那把枣木算盘，连同小学初中的课本和奖状，一起被打包，放进了家里那个老旧樟木箱子的最底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按键有点发粘的蓝色计算器，和越来越厚的习题集、笔记本。他每天的生活被课程表精确地切割：早读、上课、午休、自习、晚自习……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偶尔去）。他像一个勤恳的工匠，一丝不苟地打磨着自己的知识体系，成绩稳定在中游偏上的位置，不高不低，不冒尖也不拖后腿。老师们对这个踏实、话不多、作业总是按时完成的农村孩子印象不错，但也仅此而已。
时间一晃就到了高三。教室后面的黑板上，高考倒计时的数字一天天变小，像无声的鼓点敲在每个人心上。填志愿那几天，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憧憬、焦虑和迷茫的气氛。厚厚的招生简章在课桌上堆成了小山。陈星星翻看着那些五花八门的专业名称：计算机、金融、法律、生物工程……看得眼花缭乱。直到他翻到“会计学”那一页。数字、表格、精确的计算、清晰的逻辑、有条理的秩序感……这些东西对他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吸引力。他想起小时候那把算盘清脆的“噼啪”声，想起在医院财务科实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时看到的那些整洁的账簿和报表。一种熟悉的、踏实的、能掌控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拿起笔，在志愿表的第一志愿栏里，郑重地写下了“会计学”三个字。
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日午后。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二八”自行车，车铃“叮铃铃”响着，停在院门口，汗水浸湿了他绿色的制服后背。
“陈星星！省城！你的信！”邮递员的声音带着点长途奔波的沙哑。
陈星星正在院子里树荫下看书，闻声跑过去。信封上印着“江南财经学院”的字样。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硬挺的纸。“陈星星同学：经审核，你已被我校会计学专业录取……” 一行行字看下去，心里涌起的是一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尖叫，也没有激动得热泪盈眶，就像完成了一项期待已久、努力达成的任务，终于看到了验收合格的印章。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父亲放下手里正在编的竹席，凑过来看。他识字不多，但“录取通知书”几个字还是认识的，尤其看到下面“会计学专业”的字样时，他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