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站在门口，背着一只黑色牛津帆布包，独自等老师叫他的名字。他的手指紧紧攥着包带，掌心出了汗。他不知道这里的孩子说话该用哪种腔调。他试过用普通话，但母亲嫌他音不准；他试过上海话，可保姆笑他“说得不好，果然小孩子忘了方言”；他曾习惯用粤语说“早唞”，六岁小孩没有那么快改变说话习惯。
于是他学会闭嘴。
开学第一天的自我介绍，Leo排在倒数第三。前面一个女孩用清亮的声音说：“我叫李思怡，爸爸是中信证券的，妈妈在法国文化中心。”全班鼓掌。另一个男生挺胸道：“我叫秦启源，我爸妈都是复旦的。”老师笑得温和，附和一句：“学术家庭呀，很好很好。”
轮到Leo时，他站起来，嗓子干得发紧，还是努力吐出：“我叫Leo，我……喺香港出世。”
“喺香港出世！”?一秒钟的寂静后，全班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讲什么啊！听不懂——”
“好装！”
?“你以为你是明星吗？”
?“喂，你不会普通话吗？”
“你好奇怪，我们不跟你玩了。”
那种笑，不带血，但带刺。不是那种刻意欺负的恶意，而是一种不知从哪传下来的共识：不一样的，就是可笑的。
老师没笑，但也没有阻止。她只是清了清嗓：“Leo同学，你在这里可以说普通话，不用讲方言。”
Leo低下头，小声说了句“对唔住”，但没人听清，也没人回应。
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对唔住”才是最不能被说出口的——它像是他体内最后一根“连接幼儿时期家的骨头”，在众人面前啪地断了。
他坐下后，全节课都低头看桌子。他觉得耳朵像烧着了一样烫，连桌子上铅笔的滚动声都能像是人群嘲笑的回声。
这天午餐时，他打开母亲为他准备的便当盒，里面是鱼香肉丝、芙蓉蛋和白米饭，还有一小块黑芝麻糕。他刚拿出芝麻糕，还没来得及吃，旁边的男孩便笑了：“哎哟，又在装香港人吗？怎么不吃汉堡包，你是买不起肯德基还是怎么？”
另一个孩子接着说：“他妈不给他买麦当劳呗，装特别结果买不起，哈哈哈！”
“哎，香港人了不起哦？在上海就要吃这边的菜！”
“吃饭都在装！”
Leo没有说话。他缓缓合上饭盒，悄悄把芝麻糕压在最底下。那天下午，他肚子饿得发痛，但他没有再打开盒子。他学会了第二件事：让他们看不见你的不同。
更深的痛，是孤独。
他不是没人接送的“差孩子”，他甚至有一整座别墅用于他练课外，坐落在静安区，Leo有无数玩具和钢琴课、外教、马术……但没人告诉过他，拥有这些，却不能带来“同类”的感觉。
有一次课堂上，老师讲“家乡”的概念，让每个孩子画出自己家乡的样子。Leo画了一艘船，一边是上海的东方明珠，另一边是香港的维港夜景。他认真地在画的中间写上“我家有两边”。
老师看完皱眉：“这是旅游图吗？”?有孩子笑着问：“你家住船上吗？”?又一阵轻笑蔓延开来。
那天放学后，Leo默默走在放学路上，看着其他孩子三五成群说笑、追逐。他脚步极轻，生怕被人注意。走到车边，他犹豫了几秒没上车，而是回头望了一眼学校。
不是怀念，而是确认：他在这里没有朋友。
学校的体育课是Leo最害怕的时段。
不像语文课、数学课那样只需保持沉默不出错，体育课是一场裸露本体的社交展演——谁跑得快，谁跳得高，谁最被男生们围住，谁是大家不想要的“拖后腿的”。而最具杀伤力的，是分组游戏。
那天老师让大家玩“接力障碍赛”。选队长的方式很简单——全班公选两个呼声最高的同学。Leo记得很清楚，一个叫李凯文，一个叫林翊然。两个男孩走到前面，高高地举起手，站成分组起点。
然后是轮流“选人”。
像在挑商品。
李凯文首先喊：“李思怡！”?
林翊然：“张爱楚！”
李凯文：“王露璐！”
林翊然：“高一鸣！”
他们一个一个叫着，全班的孩子慢慢分到两边。每次一个名字被叫出，那个孩子就像飞起来一样笑着跑过去。Leo站在人群最后，默不作声。他假装低头系鞋带，掩饰胸腔涌起的那点快要撑不住的颤抖。
最后只剩两个孩子。一个是有轻度哮喘的胖男孩陈砚；另一个，是他。
“呃……”李凯文皱眉，看了林翊然一眼。林也没说话。最后，李凯文耸耸肩说：“那……陈砚过来吧。”
像是一种妥协。不是被“欢迎”，而是被“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