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散落着药片，他的头痛得昏昏沉沉的，酒精和药物可以适当的麻痹他的暴躁，是的，他患有很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和抽离。
Leo，名副其实的富家公子哥，开支花销用度对得起沪爷的爷字。
Brady在美国的车行里认识的朋友。
他的精神问题大概来自于他压抑的畸形的家庭。这种畸形可谓是很常见的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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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天，苏州刚下过一场雨，湿润的石板路闪着微光，像是从千年前延伸到今日的时光隧道。林晚秋穿着一袭灰蓝色素绸旗袍，腰身束得极细，脚下是一双手工绣花布鞋。她站在苏州美术学院后山的写生基地，面前摊开一幅未干的水墨画。芦苇与灰鹭，一半晕散在雨意中，一半斜倚着暮色，虚实之间，水气氤氲。
她是那一届大学生中最受瞩目的才女，家中世代行书画之业，父亲林老先生更是苏南画坛小有名气的山水家。她画得一手好江南，也写得一手秀丽的小楷，文艺圈里常说她“有顾盼之姿，亦有江南书卷气”。彼时的林晚秋，尚未被命运侵蚀，眼神是清亮的，像一口雨后破晓的湖。
那天她不知道，自己将被一只目光牢牢地锁住——那目光来自杨振业，彼时刚在浦东拿下第三个钢铁项目的沪上新贵。他穿着意大利定制西装，站在画展场外，指尖夹着一支没点燃的雪茄。他不懂画，却精准地捕捉到谁是这群画布前最能“撑场面”的女人。他需要这样的女人——可以坐在宾馆高层的红木长桌旁陪他应酬港资老板，也可以出现在名流年会上成为他社会声望的注脚。
林晚秋不知情地走入了这场“围猎”。展览散场那晚，主办方送来一只木盒，内装整套德国产画具，还有一张半岛酒店的请柬。她拒绝了。但第二天，林家画室门前，施工队开始敲打通知告示，说旧城区要动迁，期限一周。第三天，林父突然吐血，被查出肝癌晚期。第四天，杨振业出现在医院，留下三样东西：一支名贵药材盒、一张百万支票、一只铂金钻戒。
他说：“嫁给我，你爸爸能好受点。”
林晚秋没有哭。她低头看着手指上的那只戒指，冰冷，干净，像某种工具，而非饰品。
婚后第一年，她查出怀孕。正当她犹豫是否赴中央美院进修深造时，丈夫以“胎儿不宜动荡”“化学颜料有毒会导致孩子畸形”“我养你”为由，将她带去了香港深水湾的别墅楼里。从那之后，她再未回过画院。
1999年深冬，香港维多利亚港边，养和医院的玻璃幕墙映出夜色中一艘缓缓驶过的游轮。病房里，林晚秋靠在雪白的床上，窗外灯火明灭，她的目光却不在室内任何一个物体上。
她的父母没有陪同在香港，而她的丈夫去英国谈生意了。
她刚生完Leo。
这个孩子皱巴巴的，红扑扑的，哭声刺耳。护士轻声问：“杨太，孩子要登记出生名了。”她怔了一下，低声说：“Leo，杨。”那一刻她在想，名字像是一种虚伪的遮掩。他不会是她的，她知道，从第一口奶开始，这个孩子就只会属于丈夫的世界。
Leo出生于香港，是为了规避计划生育，也是为了未来的“国际身份”。杨振业安排她住进养和医院VIP套房，甚至请了专业的注册律师提前办好所有手续。孩子出生后没几天，便拿到了特区身份证。
林晚秋则沉默了下来。她曾想给Leo哺乳，却在第一次抱起孩子的时候，突然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乳腺胀痛，情绪崩溃，她发了整整一个晚上的烧。医生说是产后抑郁，她却说，是梦碎之痛。
Leo的前六年都在香港西九龙一栋三层别墅中度过。林晚秋坚持亲自带孩子，哪怕孩子一直没学会开口说话，她坚持不请保姆。她像是执意守护着某种本能的联系——那是她与世界最后一丝连接。
Leo三岁时学会的第一句话是粤语“我唔知”，不是普通话“我不知道”。
他不属于任何一方。外婆讲苏州话，父亲说上海话，母亲要求他讲国语，幼儿园却教的是英语和粤语。Leo总是用一种冷淡的眼神打量周围的一切，像是每一种语言都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壕沟。
六岁那年，他回到上海。
小学一年级那会儿放学回家，他一声不吭，林晚秋问他：“今天上学开心吗？”他低声说：“不。”
她蹲下来抱住他：“以后不许再说粤语了。”
Leo问：“那我们在香港时说的不对吗？妈妈我想回去。”
她没有回答。
只是盯着窗外落尽的梧桐叶发呆——像极了那夜她在养和医院产房里，看见迁徙候鸟掠过港湾的样子。
Leo入学的那年秋天，上海的天像一张未洗干净的宣纸，灰黄交错，时常落着看不清方向的雨。国际小学门口的雨棚下，孩子们背着五颜六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