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所能抓住的全部。没有神性的光辉，没有柔软的承诺，只有这双沾满药渍和泥土、无数次从死亡边缘抢夺生命的手。这双此刻冰冷而疲惫的手。
她猛地一颤，下意识地想抽回。但我握得很紧，用一种我自己都未曾料到的力气。
她不再挣扎。黑暗中，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她手的冰冷，和那细微的、无法控制的颤抖。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在绝对的寂静里。在阿廖娜平稳的呼吸声旁。
我握着的，不是一個女人的手。我握着的是我在这片狂暴土地上唯一的锚点，是我所有迷茫和痛苦的唯一解答，是我背离了上帝却找到的人间真实。
我不能放她走。
这个念头如此强烈，如此自私，却又如此真实。
我的手也在抖。传递着我的恐惧，我的祈求，和我所有无法用中文、也无法用英文甚至拉丁文言说的情感。
她没有抽走，也没有回应。只是任由我握着，在那片无边的、寒冷的黑暗里。仿佛这片刻的接触，是她奔赴下一个地狱前，所能汲取和给予的最后一点点微弱的温暖。
风暴真的要来了。而这一次，它可能要彻底吹散我们了。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烟尘蔽日，人心惶惶
怀瑾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传言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每个角落，比日本人逼近的消息更让人窒息和难以置信。
长沙烧了。
一整座城市 。
不是被日本人烧的。是我们自己的人，放火烧的！说是“焦土抗战”，不让任何东西资敌。
他们说火有多大？天都烧红了，百里之外都能看见滚滚浓烟。说逃难的人有多惨？江边挤满了人，船翻了，火追上来……说是烧死了三万？还是五万？没人说得清，只知道那是一座人间炼狱。
村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恐惧变了味道。以前是怕东洋鬼子打过来，烧杀抢掠。现在，一种新的、更冰冷的恐惧渗进了骨头缝里——我们不仅怕敌人，也开始怕自己人那不分青红皂白、宁可错杀一千的“决绝”。
怀瑾是今天凌晨回来的。她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整个人被烟灰熏得黢黑，眼白和牙齿在那片黑里显得格外吓人。她的藤箱不见了，衣服被刮破了好几处，眼神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空洞的绝望和愤怒。
她一头扎进河里，狠狠地搓洗着手脸，仿佛要洗掉的不是污垢，而是那段恐怖的记忆。
阿廖娜吓坏了，不敢靠近。
我给她递去干净的布和热水。她接过，手抖得厉害。
“他们……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她声音嘶哑，像是被烟呛坏了，“那么多的人……哭喊着……跑不动了……就在我眼前……”她说不下去了，猛地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来。
那一刻，我所有学过的教义、所有关于牺牲和伟大的说辞，都显得无比苍白和可笑。什么样的“胜利”，值得用这样一座城市和无数平民的性命来铺垫？
那天晚上，她坐在黑暗中，很久都没有说话。
然后，她用一种极度疲惫、却也因此变得异常清晰和冷静的声音说：
“我可能真的要走了。”
这一次，她的理由里不再只有“那边更急需”，更增添了一种沉重如铁的决绝。
“不能再让那样的事情发生。无论如何，得挡住他们。得有人去救，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她的去意，因这场大火的悲剧而变得无可挽回。我明白她从不冲动，这是经过地狱淬炼后的清醒选择。
也正是在她这种被巨大悲剧重塑的决绝面前，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去的恐慌。
她真的要走了…在如此的战况里，她一走…可能此生就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寒气渗骨，血与碘酒的气味挥之不去
她终究没有走。
或许是因为那晚我失态紧握的手，传递了过于滚烫的祈求（我妄想我能占有一部分比重）；或许是因为阿廖娜在睡梦中死死攥住了她的衣角，呢喃着“阿妈别走”；又或许，只是因为命运的车轮无情地碾到了这里。
前线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炮声在几十里外沉闷地轰鸣，溃退下来的散兵与伤员，开始像潮水般涌入这片曾经宁静的山坳。
教堂的宁静被彻底击碎了。
长条凳被拼凑成简陋的床铺，洁白的圣坛布被撕开成了绷带。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汗臭味、以及刺鼻的碘酒和草药混合的辛辣气息。痛苦的呻吟和偶尔抑制不住的惨叫，取代了往日低沉的祷文。
我的黑袍再也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浸满了血污、药渍和尘土。我不再是神父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