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上木板，再用一个破旧的跪凳压在上面。一切恢复原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只有我知道，这座祈祷之所的心脏下方，跳动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隐秘的脉搏。
做完这一切，我直起身，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手心里全是汗。热，掺杂着无法忽略的恐惧。每一次敲门声，每一次村口陌生的狗叫，都能让我的心脏猛地缩紧。我成了哨兵，守卫着一个我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阵地。
但她来了。
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得像一阵风。她敲门有特定的节奏，三长两短。我打开门，她侧身闪进来，带着一身夜露和草药的气息。有时是送来新的需要藏匿的药品，有时是默默取走一些。
我们很少说话。交换物品，交换一个眼神，偶尔，她会极快极低地说一句：“风声紧，这几天别开地窖。”或者：“谢谢。”
然后她便消失，如同从未出现过。
这种沉默的共谋，比任何言语都更深刻地将她与我捆绑在一起。我们共享着同一种恐惧，也共享着同一种近乎叛逆的快意。在这巨大的沉重的阴影下，我们偷筑了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人的、微小而坚固的堡垒。
阿廖娜是这个堡垒里唯一的光。
她不知道地板下的秘密，不知道夜半的来客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这个叫“教堂”的大房子里，有会给她粥吃的“大卫”，和会给她擦脸、有时带来甜草根的“阿妈”。
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像两颗不属于这里的异域宝石，却倒映着最纯粹的依恋。她奔跑在长条凳之间，把这里当成了她的乐园。她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阿妈”，第二个词是“大卫”。她叫得那么自然，那么响亮，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她的土话学得飞快，带着孩童特有的软糯，但带着方言泼辣的腔调。她已经会用本地话抱怨粥太烫，会学村里孩子唱我完全听不懂的童谣。那调子从她嘴里唱出来，古怪又生动。
每当这时，怀瑾忙碌而紧绷的脸上，会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极其柔软的神情。她会蹲下身，用那种我几乎没听过的、温柔的语调纠正阿廖娜的发音，或者用手指梳理她淡金色的头发。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个由迷茫神父、赤脚医生、战争遗孤组成的，古怪、脆弱却又异常坚韧的“家”。
恐惧仍在，但它被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压了下去。
阿廖娜跑过来抱住我腿时咯咯的发出的笑声，怀瑾偶尔投来的不再全然是审视的目光，深夜里，我们三人围着一盏小油灯，分吃一块她带来的米糕，寂静而温暖。
我知道这不合规矩，亵渎神圣。
但那一刻，大逆不道的我认为，或许…才是真正的“圣餐”。
*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山雨欲来的压抑，持续了整整一周。连阿廖娜都变得安静，不再满院子疯跑，只是抱着我给她缝的破布娃娃，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方向。
风声鹤唳。这个词，我今天是真切地体会到了。
马蹄声和皮靴踩踏碎石路的嘈杂声终于还是来了，粗暴地撕破了村庄表面脆弱的平静。不再是零散的散兵，是一队穿着整齐灰军装的人，挎着枪，由一个面色冷硬的军官领着，径直朝教堂而来。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几乎能听到血液冲上头顶的嗡鸣。地板下的那些东西，像炭火一样灼烧着我的意识。
几乎是本能，我深吸一口气，抓起那本平时几乎不碰的厚重《圣经》，大步走到教堂门口，在他们即将推门而入的前一刻，自己拉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光线涌进来，勾勒出他们带着尘土和戾气的轮廓。我挡在门口，努力让自己站得笔直，用我最庄重（或许更接近僵硬）的姿态，举起手中的《圣经》。
“这里是神圣的场所。”我用练习过无数次、却依旧生硬古怪的中文开口，声音因紧张而有些发干，“愿主保佑你们。请问有何贵干？”
那军官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是一个洋人神父挡路。他上下打量我，眼神里的凶悍掺杂进一丝狐疑和不耐烦。他大概见过砸庙拆祠，但对这个带着十字架和洋人面孔的地方，还是存有片刻的迟疑。
“搜查！”他粗声粗气地说，“有赤/匪流窜，奉命检查所有可疑房屋！”
“这里只有祈祷和寻求安宁的人。”我紧紧攥着《圣经》，指节发白，感觉它是我唯一的盾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上帝注视着他的殿堂，不容打扰。”我试图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容置疑，像老亨德森曾经那样，但我知道我的声音在微微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