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期是从我决定用吸尘器给自己做一个文身开始的。

    那天下午，阳光像融化的黄油一样糊在我卧室的窗户上，空气里弥漫着廉价薯片和 existential dread（存在主义焦虑）的味道。我十六岁，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设计拙劣的电子游戏，我就是一个连新手教程都没看完的菜鸟被直接丢进了最终BOSS战。

    我的朋友，阿尔菲，一个坚信自己是拿破仑转世的男孩，正盘腿坐在我地板上，试图用两根烤肉串签子和一块橡皮擦搭建一个微缩版的凯旋门。

    “我需要标记，”我对他说，语气严肃得像是在宣布一项科学发现，“我需要在我的皮肤上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证明我来过，我挣扎过，我被数学公式逼疯过。”

    阿尔菲头也不抬，用签子指着我的胳膊：“这里。刺一个根号二。无理数，代表你混乱且不可被定义的本质。”

    “太数学了，”我否决，“我要一个更……形而上的东西。比如一个问号，或者一个煎蛋。”

    最终，我们决定用吸尘器。理论是：吸尘器的强大吸力，配合蘸了墨水的圆珠笔芯，或许能把墨水“吸”进我的皮肤里，形成一个永久性的、充满工业美感的图案。我们称之为“负压文身法”。我们觉得，这足以让我们在朋克史上留名。

    实验对象是我的左脚踝。图案是一个笑脸 :)，因为它简单，并且充满了讽刺。

    对吧。

    阿尔菲负责启动吸尘器。我握着那根蘸满了墨水的笔芯，紧贴着我的脚踝。我们眼神交汇，那一刻，我们不是两个被困在郊区的无聊少年，我们是瓦特和爱迪生，是居里夫妇，是即将改变人体艺术史的先驱。

    “三，二，一！启动！”

    阿尔菲按下了开关。吸尘器发出一声饥饿的咆哮，一股强大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攫住了我的脚踝。我感到一阵刺痛，然后是……一种灵魂被抽走的眩晕。我低头一看，墨水确实被吸进去了，但同时，我脚踝上的一小块皮肤，也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被吸盘吸过的紫色。

    我们成功了。以一种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方式。我得到了一个青紫色的、模糊不清的、看起来更像一个被压扁的葡萄而不是笑脸的“文身”。我们称之为“意外的后现代主义杰作”。

    那天晚上，我妈妈看到了我的脚踝。

    “这是什么？”她问。

    我总觉得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被生活磨砺出来的、近乎于麻木的平静。

    这很不好。

    “是我的青春宣言，”我昂着头说，也试图去叫醒她，“它象征着在强大的社会机器（吸尘器）面前，个体（我）试图留下印记（笑脸）却最终被扭曲和伤害（青紫色葡萄）的悲剧。”

    我妈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明天用双氧水消消毒，别感染了。还有，把吸尘器刷头给我洗干净。”

    你看，这就是青春。你以为你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你以为你在用血肉之躯对抗整个世界的荒谬，你以为你的痛苦和迷茫是独一无二的、值得被写进歌里的史诗。

    但在大人眼里，你只是一个把脚踝弄脏了、还忘了清理吸尘器的傻孩子。

    后来，那个“葡萄文身”慢慢褪色了，就像我那些自以为是的痛苦和宣言一样。阿尔菲的凯旋门也没能建成，橡皮擦被家里的狗当成零食吃掉了。我们俩，一个自诩为拿破仑，一个自认为是文身艺术家，最后都平平无奇地毕业，工作，融入了那个我们曾经想要反抗的、巨大的、设计拙劣的电子游戏。

    但偶尔，在某个被工作榨干的深夜，我会低头看看我的左脚踝。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光滑得像从未发生过什么。

    可我知道，那里曾经有一个笑脸 :)。一个用吸尘器、墨水和一无所畏的愚蠢创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笑脸。它是我青春的墓志铭，上面刻着：

    “我曾在这里，用一种极其荒谬的方式，认真地活过。”

    这比任何永恒的文身，都酷多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