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裹着表哥的旧校服，寸头被风扫得发刺，站在花溪汽车站的站牌下。春节刚过，路边挤满了外出打工的人，有的背着蛇皮袋、抱着孩子，有的人面前大包小包堆得像小山，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节后的知足。

    我缩着脖子，尽量把自己埋进人群的影子里——外婆说，这样才像个没人注意的半大孩子。

    “小兄弟，就你一个人？家里人呢？”

    突然有人搭话，我侧头撞着一双笑眼。男人很高，戴顶黑色老头帽，背上压着个藏青色棉背包，胳膊下夹着塑料包，两手还各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却笑得轻松，一口白牙亮得晃眼，比电视里牙膏广告的模特还惹眼。

    没等我应声，远处一辆大巴车摇摇晃晃地靠了站。人群瞬间涌了上去，我被裹挟着往前挪，背包带子勒得肩膀生疼。

    “小兄弟，背包给我。”

    那男人不知什么时候挤到我身边，伸手就要来接。我下意识转身想躲，他却快一步拽住背包带，轻轻一提就甩上了车窗，跟着反手托住我的腰，像拎只小猫似的把我送进了车门。

    “占好靠窗的两个位置，我去存行李，马上来。”他的声音混在引擎声里，有点闷。

    我慌忙坐下，把小行李箱抱在怀里，心口“突突”跳——外婆的话在耳边响：“别跟陌生人搭话，尤其男人。”可这人刚刚帮了我，我攥着衣角，指尖有点发烫。

    没一会儿，他挤过过道过来了，伸手就要拿我腿上的箱子：“放上去吧，沉。”我猛地站起来抢，他却不由分说接过去，抬手塞进了头顶的行李架。空间一下子空出来，我能伸直腿了，忍不住抬头冲他笑了笑，又赶紧低下头。

    他在旁边坐下，一条腿伸到过道，另一条直接架到我座位底下。我往窗边挪了挪，膝盖几乎贴到玻璃上。车开起来，像个晃悠的摇篮，周围渐渐响起打盹的呼吸声。他也拉下帽子盖住脸，没多久，脑袋“咚”一声歪在了我肩上。

    我像被针扎似的弹起来，他的头没了支撑，“咚”地磕在座椅扶手上。

    “你想磕死我？”他猛地扯下帽子，眼里带着点起床气的愠怒。

    “你头靠我肩上了。”我往后缩了缩。

    “靠一下怎么了？脱层皮还是少块肉？”他说着就伸手来扯我的校服，“我看看——”

    “别动手动脚！”我死死贴住玻璃，后背都能感受到车窗的凉意，“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他“噗嗤”笑了：“没良心的，忘了是谁把你塞上车的？就你这熊样，哪像个男子汉。”他伸手要拉我坐下，“快过来，站着像只斗鸡，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

    我躲开他的手，仍站在窗边。他叹口气：“我成瘟神了？”又要伸手，我真急了，低吼：“离我远点！不然我喊人了！”

    “喊啊。”他挑眉，“你跟人说我耍流氓？我男的对你男的耍流氓？”他突然伸手把我拽过去，我没站稳，整个人扑进他怀里。那一瞬间，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肥皂味，像晒过的被子，可心脏却像被攥住了，猛地弹开，坐直身子，脸烧得能煎鸡蛋。

    “真气了？脸都红透了。”他伸手要碰我的脸，我想也没想，巴掌甩了过去——“啪”的一声，打在他手背上。

    周围有人探过头来看热闹，他赶紧摆手：“没事没事，跟小兄弟闹着玩呢。”

    之后一路，他没再说话。我盯着窗外掠过的树影，心里乱糟糟的——这人到底是好心还是……外婆没教过我，该怎么对付这种过分热情的陌生人。

    直到售票员喊：“下一站，蓉城——”

    车厢里顿时炸开锅。他抢先拎下我的行李，往我背上一挎，右手在前面拨开人群，左手圈出个半圆护着我，下巴几乎抵着我的头顶。人太多了，我想躲，却被挤得动弹不得，只能闻到他颈间的气息，和那轻轻滚动的喉结。

    出了站，我挣开他：“不用送了。”

    他却塞给我一张纸条：“收好，上面有我名字、地址、电话。”他语速飞快，像拧开的水龙头，“我叫陈亚纲，你喊我刚哥就行，六唐镇的，在蓉城芬达公司做采购。以后有事找我。”他顿了顿，问，“你呢，小兄弟？”

    我没应声，攥紧那张纸条，转身扎进了蓉城熙熙攘攘的人流里。背后的目光像根细针，扎得我后背发麻，可手里的纸条，却带着点奇怪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