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寸头与红毯

    我们家重男轻女，我是第四个女孩，出生时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就叫李四丫。直到初中，我在课本里翻到“思雅”两个字，偷偷把名字改了——李思雅，听起来总比“四丫”像个能自己做主的人。

    我一落地就被送到外婆家。外婆年纪大了，眼神昏花，管不住我。

    那时候我在学校是出了名的野，逃课、跟男生打架，隔三差五就被老师叫家长。

    每次看到外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办公室门口，替我给老师鞠躬认错，我心里才会针扎似的疼，回家就赖在她怀里撒娇，说“以后再也不惹事了”，但转头照样翻墙去掏鸟窝。

    初中毕业，家里说女孩子读再多书也没用，把我从学校拽了回来。

    我没处去，就整天在前后三庄晃荡，谁家办红白喜事，我就蹲在灶台边看炒菜师傅颠勺。

    一来二去，竟也学了两手，有时掌勺师傅忙不过来，我还能上去炒两个菜，引得围观的人喊“这丫头片子，手挺巧”。

    可在长辈眼里，我这叫“不务正业”，是“人见人嫌的小混混”——毕竟，一个不肯安分待在家里等嫁人的姑娘，怎么看都是错的。

    从我记事起，“为弟弟牺牲”就像一道符咒，贴在我脑门上。

    大人们聊天时总说：“四丫将来要么给她弟换门亲，要么就嫁个肯出高价彩礼的，帮她弟攒钱娶媳妇。”

    我弟是家里的金疙瘩，从小钙片、鱼肝油没断过，却养得面黄肌瘦，像只没长开的蚂蚁。

    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除了跟我拌嘴抢东西，啥也不会，可父母总护着他，说“男孩子皮实点没事”。凭什么？凭他是带把的？

    二十岁那年，这道符咒终于要显灵了。

    弟弟订婚，女方要十万彩礼，母亲眼睛都没眨，就托人给我找了个“婆家”——我从未谋面的一个陌生男人，只说“对方家境好，肯出这个数”，连照片都没给我看。

    她说，过完年就让我跟那男人见面，开春就把婚事办了。我对着镜子笑了。

    十万块，买我一辈子？那男人得多缺媳妇，才肯要我这个“小混混”？

    其实，逃婚的念头早在十六岁就扎了根。

    那天我偷听到母亲跟姑姑说：“等四丫再大点，找个能帮衬她弟的人家……” 从那时起，我就偷偷攒钱，藏在床板底下的布包里，一角一角地摞，像在攒一张逃离的船票。

    春节刚过，我借口给外婆拜年，躲到了花溪。

    外婆听完我的打算，没骂我“不孝”，反而抹了把眼泪说：“走，该走。要是我年轻时候有你一半胆气，也不至于……” 她没说下去，但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外公在世时，赌钱、酗酒，喝醉了就打她，后来在一个雪夜，自己掉进水塘没了。

    母亲那时候还小，是外婆咬着牙，靠给人缝补浆洗把她拉扯大的。

    外婆的一辈子，像被水泡透的棉絮，沉重又憋屈。

    临走前一晚，外婆翻箱倒柜给我找行头。

    她盯着我的长头发皱眉：“女孩子家，太惹眼容易出事。” 拿起剪刀“咔嚓”一下，给我剪成了寸头。

    又翻出表哥穿过的旧校服，让我换上：“这样看着像个半大孩子，安全。”

    她塞给我两套校服，又絮絮叨叨地嘱咐：“到了蓉城，先找个正经活儿干，没站稳脚跟，不准穿裙子、描眉毛。

    要是遇着靠谱的男人……就嫁了吧，别像外婆这样，苦一辈子。”

    我对着镜子瞅了瞅，寸头下的脸还是挡不住清秀——外婆总说“这丫头怎么这么周正”。

    她看我笑，又叹口气，把一个红布包塞进我行李箱：“这是我年轻时陪嫁的毛毯，晚上冷了盖着。”

    我摸了摸，毛毯磨得软软的，带着阳光和樟脑的味道。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外婆送我到村口车站。

    车开时，我回头看，她还站在老槐树下，像一尊瘦小的石像。

    风从车窗灌进来，吹得我寸头刺刺地痒，心里却像揣了团火——蓉城在南边，那里没有“李四丫”，只有李思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