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剪成这丑样？”王国超吐槽了一句。

    谢磐石不乐意，指着被剪的像不规则锯齿一样的布的边沿说：“将边沿折进去缝就看不出来了。”

    于是一群技术工们，就全凑到两人身边，先是看着两人缝，然后都想上手缝，还争论书包应该怎么缝，还要加哪些小包放工具。

    把他们之前穿到蒲河口来的，当时臭烘烘现在已经洗的干干净净的衣服拿出来，研究要怎么缝。

    最简单的当然是上一针下一针一直缝到头，然后将布一扯平整，就完事了，但那样缝不结实，只要有一处线断了，那整个书包就都裂开了。

    王国超不光是个通风技术工，他还是煤矿学院的通风专业老师，是个做事细致又对事情有追求的人，他觉得书包不光要实用，还得有花样，并拿出了自己当初用来当上吊绳子的裤子，仔细研究，并问谢磐石，这缝书包的碎花布还有没有多余的。

    陆红阳听到他们要，把自己剪碎的布料放在一个竹篓里，一股脑儿的给谢磐石拿去了，恨不能这些破布离她越远越好！

    其他人也来研究，都想动手去缝书包，都抢着缝。

    王国超不给，他们就看着，看着王国超在缝好书包下面，又用小碎花布，缝了一圈漂亮的百褶边。

    他们大多都是三、四十岁年纪的人，年龄最大的都不超过四十岁，他们的孩子最大的也才十来岁，也都是还在上学的年纪，他们看着看着，就想起了自家的孩子。

    “也不知道学校开学了没有。”其中一个技工叹息地说：“唉，我家那几个小子皮得很，这马上天热了，也不知道他们往不往水边跑。”

    谢磐石说：“听说水埠小学开学了。”

    这些技术工们大多的家也都按在了水埠公社，少部分在炭山脚下的大队里。

    几个技工忽然恍然大悟起来：“哦哦，对哦，不开学缝书包干啥？”

    他们有些恍惚的感叹了起来：“要上学了啊！”

    一个技工拎着陆红阳剪碎的碎花床单布，“我都还没为我家丫头缝过书包呢，也不知道她阿妈送她去上学了没有。”想到这里，之前一直不说话的人，忽然坐在田埂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明白，他被打成了劳改犯，家里没了他上班的那份收入，他的儿子女儿在家里日子怎么会好过？

    他越想越伤心，头埋在膝盖里呜呜的哭着，还不敢哭的太大声，怕引来民兵的注意。

    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引起别人的注意，别人的目光很可能就意味着，他们又要被拉去批斗、殴打、关禁闭，哪怕他们下放到蒲河口农场没再被批斗了，他们还是本能地感到害怕。

    他们无法忘记他们被关禁闭时屎尿齐出精神崩溃时的样子。

    想家想孩子，以及对家人孩子们的愧疚，就像是将他们从他们世界里拽出来的锚点，他们也终于开口说话了，只是对家人和孩子的愧疚同样淹没了他们。

    很快，两个书包就被几个技术工们做好了，一同送过来的，还有那一竹篓被她剪坏的碎花布。

    陆红阳没想到他们还有这样的手艺，她并不缺布，那些碎花布被她剪得做不成衣服了，想到这些人来这里，大约也没有裤衩子换，就让谢磐石都拿回去送给了他们，想着给他们做几件可以换洗的裤衩子，当是他们帮她做书包的感谢。

    没想到很快，她让谢磐石拿走的碎布又被送回来了，没有被做成裤衩，而是被做成了一个一个的头花和一块一块的手绢。

    头花和手绢不是送给她的，是他们拜托谢磐石来问问，她放假回水埠公社的时候，能不能托她将这几个头花和手绢，悄悄给他们家里的小姑娘们送去，看看她们过的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