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田不是唐的发明。北魏孝文帝年间就有，北齐、北周、隋，一代一代传下来，到了隋末，战乱一起，田地荒了，册籍毁了，豪门强占的强占，百姓逃荒的逃荒，地——乱了。

    唐的均田，是要把这乱了的田，重新量一遍，重新分一遍。

    章程是户部拟的，裴寂亲自督着。条文不复杂：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传子孙，口分田身没还官。租——每丁岁纳粟二石；庸——岁役二十日，不役者以绢代；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布各有所差。

    户部的吏员，把这三条抄了一遍又一遍，越抄越觉得不对：这三样，隋朝都有啊。

    裴寂说：隋朝有，可隋朝只写在纸上，没落在地上。落在地上的，是加征、是折变、是“急征暴敛”。我们这一回，要做的不是另起炉灶，是把灶里的火，烧得匀些——田要真的分下去，税要真的按章程收，役要真的按日子派。章程是死的，执行的人是活的；章程好不好，不看写得多漂亮，看种地的人，秋后能不能留够口粮。

    有人问裴寂：这租庸调，比隋朝的轻么？

    裴寂翻着账本，说：比隋轻。隋是重敛，敛得民不聊生；唐是轻敛，敛得百姓活命。活命的百姓，才种得出粮食；有粮食，才养得起兵。

    他顿了顿，又说：章程是这样定的，章程底下还有一层——地要分得下去，册要记得清楚，官要当得起人。这三样办不到，章程就是纸。

    同样在议的，还有府兵。

    隋的府兵，是西魏宇文泰立的老制：兵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务农，兵器甲仗自备。隋末乱起，府兵打得七零八落，鹰扬府的名册，十亭里空了三亭。李渊下了道旨：重整府兵，改鹰扬府为骠骑将军府，府兵由骠骑将军统之；择关中之田，置府以居之——府兵有田，则兵不饥；兵不饥，则不扰民。

    兵部的人算了一笔账：一个府兵，国家给田，他自备鞍马甲仗——一匹马、一张弓、三十支箭、一把横刀，折成钱，够一户中等人家两年的嚼谷。朝廷养一个府兵，几乎不花一文钱；可府兵要真打得起仗，得先让他把田种好。种不好田的府兵，养不起马，备不起甲，上了阵，就是个送死的。

    所以府兵的第一条规矩，不是“战”，是“农”——每年农闲，操练；农忙，放归。兵部派人下去查的不是箭术，是田里的庄稼。

    裴寂把这笔账呈给李渊，末了写了一句：兵者，农也。农安，则兵安。

    李渊看了，批了一个字：可。

    ——这些章程，有的当年就定了，有的议了一议又一议，议到武德七年，才一笔一笔定下来。定下来那天，距离大唐开国，已经过了六年。六年间，仗一直在打，章程一直在改，改到天下太平了，才算定完。

    裴寂的案头，灯常常亮到三更。他这人有个习惯：每定一条新制，就在案头的簿子上记一笔，记满了，翻过去一页。那本簿子，从武德元年记到武德七年，记了厚厚一本——后来的人叫它“武德政要”。

    簿子的第一页，只记了八个字：均田、租庸、府兵、三省。

    ——这八个字，就是大唐的根。

    制度定到一半，军报来了。

    薛举寇泾州。

    朝会上，百官鸦雀无声。谁去？成了比“怎么办”更棘手的问题。

    李渊看了一圈，目光停在殿下的李世民身上。世民今年十九岁，眉目间还带着少年人的锐气。他出班，拱手，只说了三个字：儿请战。

    李渊没有立刻答应。他看着这个儿子——霍邑城下，这个儿子提着刀，冲在头一个；西河城下，这个儿子说“屈突通自守虏耳”。他能打仗，李渊知道。可泾州前线，对面是薛举，是陇右的精骑，是万人敌薛仁杲——这不再是攻城拔寨的小仗，这是国运之战。

    李渊问：你带多少人？

    世民说：八总管，兵五万。

    李渊问：五万够么？

    世民说：够。兵在精，不在多。

    朝上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五万兵，几乎是关中的家底了。可李渊看着世民的眼睛，看了很久，终于点了头。

    他说：去。打赢了，朕为你庆功；打不赢——你自己知道轻重。

    世民领命，退下。他的背影，走得很快，像怕父亲反悔似的。

    裴寂在旁边，低声说：陛下，五万兵，是不是太孤注一掷了？

    李渊说：孤注一掷？这天下本来就是孤注一掷赌来的。朕只是没想到，赌第二把的时候，押上去的，是朕的儿子。

    ——这一句话，在太极殿上，被风吹散了。可朝中有人记得。许多年后，有人翻武德元年的邸报，翻到这一条，说：大唐的第二仗，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三省六部的架子，是这几个月搭起来的。架子底下，是满屋子的灯火。

    那几个月，长安的夜里，最亮的地方不是宫城，是尚书省。六部的院子